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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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2、第1内容加载中...　——蒋铁刚访谈秦晖记者：20世纪末期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前苏东各国尽管改革的模式千差万别，但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经济滑坡的痛苦过程，而中国至今并未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有人断言中国改革成功了，前苏东各国改革失败了，或者说中国的改革模式优于前苏东各国。您对这种论调持保留意见，认为改革进程是有时效性的，现在还远未到对中国和前苏东各国改革的成败下结论的时候。秦晖：前苏东各国无论渐进还是激进，其共同点是转轨初期都出现了经济滑坡，而中国改革20年来，经济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只有1990年前后出现过一年左右的经济滑坡，这确实是众所周知

3、的事实。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同人之间是有意见分歧的。其中，中国人的解释就经历了姓社姓资、渐进激进、增量存量等许多变化，外国人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有一种“民主妨碍经济发展”的说法，这种解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减少民主，或者说减少大众参与的办法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说公共选择的交易成本很高，双方交易的成本就小多了。前苏东各国由于有了过多的公共选择，福利搞得太高，工会太厉害，动不动工人就罢工、议会就争论，所以代价很高，什么改革措施都难推行，而亚洲国家不让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搞得就很好。这种解释在中国也有响应者，有人曾作过俄越改革的比较，说越南就是休克疗法，物价一步放开，国企想给谁就给谁

4、，工人下岗一脚就踢出去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所以越南的经济就蒸蒸日上。俄罗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就什么都搞不成，休克疗法只搞了半年就进行不下去了。我认为，长期后果暂且不论，如果仅从已经发生的情况看，这种解释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另一点，即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记者：也就是说中国和前苏东各国改革的起点不同。秦晖：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改革前的经济体制虽然名义上都叫计划经济，但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苏东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

5、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苏东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中国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潜在优势。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只不过是一个脱离“不和谐共同体”，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前苏东国家要简单得多。秦晖：的确，一般来讲一个体制总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那么改革起来就是受损者欢迎而受益者反对，哪怕欢迎者多于反对者，改革也会很艰难。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对一个“非帕累托体制”的改革必然也是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但如果一种体制使所有人都受损，那么对它的改革就会使所有人受益，亦即放

6、弃“负帕累托过程”就会形成帕累托过程。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很罕见，但我们的改革，至少在初期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开始的，我们过去常说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其实，无论哪一级集体，不论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没有真正成为人民公社经济行为的主体，生产计划、资源调配都是政府说了算，整个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牢牢的经济，就对人民公社控制的严密程度而言，人民公社丝毫不逊于国营企业。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的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控制并由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国家把你管起来的同时也把你包下来了，国家给工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但农民是没有这种好处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由国家控制但由农民

7、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种经济国家的束缚非常强烈，但保护是基本没有的，是一种非常不和谐的共同体。这种经济和前苏东国家相比差别就太明显了。我们可以说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集体农庄确实和中国差不多，但那是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坑农民坑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甚至基本上没有这个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

8、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前苏东国家的农村要改革、要摆脱共同体的束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里的农民根本谈不上主动改革，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响应者寥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人民公社不但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管理者的利益，即公社干部和老百姓都不满意，这种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天然的放弃“负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