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郯录.官年实年》的史料价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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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愧郯录.官年实年》的史料价值考摘要：《愧郯录·官年实年》记述了宋代官场盛行的官年与实年不符的现象，对于研究宋代官员的致仕制度和官场陋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愧郯录·官年实年》宋代官场史料价值　　　　《愧郯录》为南宋岳珂所撰，结集于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明岳元声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愧郯录》考证内容十分广博，涉及礼制、职官、科举、政令等，可作为相关史籍考订之旁证，故《四库全书》卷121《子部·杂家类五》称其“多记宋代制度，参政旧典

2、……大致考据典赡，于史家、礼家均为有裨焉”。　　《愧郯录·官年实年》记载了宋代官场中盛行的一种陋习——官年与实年不符。为便于讨论，现抄录原文如下：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许莅官，才登七旬，即盍致仕。或不得谢，则亦隔去磨勘，弗许迁陟；又有举人年及该恩，则或得封叙选调，满六秩碍格，则不得注，令宰丞掾之属，利害互出。故世俗多便文自营，年事稍尊者，率损之以远垂年，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觊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实年之别。间有位通显者，或陈情于奏牍间，亦不以为非。珂考之祖宗时，此事亦有明禁。国朝会要，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劾内殿崇班部勋增加岁数情罪以闻。以其陈乞楚州监

3、当，自言出职日实尝增十岁也。祖宗之惩欺伪，亦严矣。继勋虽终以不欺，意其职之名或皆胥吏而进楚州之监当，必缘其年之高而不得授，所以复自言而匈损焉。此则增损惟己，尤不可以不惩者。若今陈情，率是告老引年而后及之，大非求进之比，固不可以为据。要之官年实年，差别为二，形之表章，其语亦不雅驯也。　　判断史料的价值，主要从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材料的具体丰富程度及它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材料的独到性及其稀见程度入手。［1］　　一、《愧郯录·官年实年》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首先，从本人的经历及其治学态度分析，这则史料具有可信度。岳珂一生大部分时间为官，曾任职中朝，有机会接触典

4、章制度的典籍，对南宋的官场风气也比较了解。岳珂在《愧郯录》的序言中说：“凡其廷绅之所绪闻，谍记之所肤受，隐而不合，必求其当，博取精核，使皆有据依而后牍之。”也就是说，对《愧郯录》之所载，岳珂先进行查证，有依据后才记录在案。　　其次，材料所记载的历史现象是真实的。官年，是指举子们或官员们填写在官方档案上的年龄；实年，是指实际的生理年龄。官年、实年现象，早在汉魏间即已存在。《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朗）十二，试经为童子朗，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2］司马朗不以减岁求成，

5、从反面说明虚报年龄以求仕在汉魏时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宋代更为普遍，“宋时有真年、官年之说，至形于制书”，［3］皇帝的诏书和臣僚的奏章里频频出现官年、实年，如杨万里在致仕奏状中提及：“臣犬马之齿在官簿，今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七十。”［4］徐鹿卿在致仕奏章中说：“缘某官年虽只有四十有九，实年乃五十有九。”［5］针对官年、实年不符的现象，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如：“因事酬奖者，当书其实年于付身文字，本路直补转者准此。”［6］即官员在受到奖励及补官、升迁时，要在付身文字（由上级官府书写官员基本信息、官员随身携带的文书）上书写真实年龄。朱熹在《答孙敬甫》中

6、说：“然官年实年之说，朝廷亦明知之。故今年有引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满却之。”［7］从这里可以看出，朝廷依据官年决定是否批准官员致仕；对官员虚报年龄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朝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或充耳不闻。　　二、《愧郯录·官年实年》的记载是丰富具体的　　《愧郯录·官年实年》不仅点明了宋代官场普遍存在的官年、实年不符的现象，而且指出了官年、实年不符的原因。关于是否强调七十致仕的问题在宋代屡有争议，朝廷出台的政策也前后抵触，但宋代士大夫心中默认的致仕年龄是七十。或者说，宋朝沿袭唐七十致仕之制，在制度设计上是七十致仕，但在制度执行上没有严格贯彻。关于致仕的年

7、龄，宋朝有明文规定，可见于诸多史料，如“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在《礼经》：大夫七十而致仕。”［8］“文臣致仕以年七十为断，而武臣年七十者犹与近地监当，至八十乃致仕。”［9］有些官员年逾七十而未致仕，朝廷或强迫其致仕，或取消致仕恩泽，如宋神宗时规定：“外任大使臣年七十以上，令监司体量，直除致仕者，更不与子孙推恩。”［10］“应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为监当。”［11］出于对官位的迷恋及由官位所带来的利益考量，“年事稍尊者，率损之以远垂年”，［12］以推迟致仕。就宋代官员群体的入仕数量而言，荫补入仕者多于科举入仕者，在各种入仕途径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官员为使后代

8、早入仕籍，便增加其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