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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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以一句话来作破趣式的概括，此即在政治上。“台湾前途未定论”意味的是某种政治努力的现在进行式，或者至少是未完成式；可是“台湾前途未定论”在文化教育上所指向的目标，却己经是完成式，或至少是接近完成式，换句话说，国族建构在文化教育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20几年前。谢长廷在跟赵少康辩论的“台湾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命题，通过这10几年来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殛国家教育机器之改造。已经得到落实，而且具体的形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意识”，这也就是说，“台湾前途未定论”也许意味着政治上仍有种种难题，可是文化教育上已经为“台湾前途未定论”

2、准备了一个丰沃的土壤。让它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我以为这当然是一个值得了解与注意的面向，以下我即想以“亡史，去魂，夺正朔”三个例子来作描述，亡史：台湾的历史教育改革与国族建构1994年的4月10日，台湾的教育改革正式启动，当时的政治时空是这样的，李登辉刚刚完成他的权力巩固工程，并展开全面“民主化”的时刻。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当然不会是纯属偶然，不过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教改乃是李登辉从上而下发动的政治工程。教改在当时民主化甚嚣尘上的时空中产生，也的确有种草根性的气味，它最早是由李远哲提起“教授治校”（后来他是否认的）开始，这也就是说，大学的民主化成了台湾教改的第一枪，而当时一

3、批在大学里推动教授治校的学者，很快地把矛头转向当时有些暮气沉沉的教育官僚。说得白一些，这其实就是一次向教育旧官僚夺权的举措。必须说的是，当时的“4?10”游行，是得到社会相当支持的。可是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也不是要分析这次的教改为什么在后来成为台湾教育上的种种梦魇，我要说的是这次的教改如何打开了一个政治上的潘多拉盒子。这次的台湾教改，其名义乃是教育的自由化。而所谓的自由化，当然包括了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教科书的自由化，于是在这里遂打开了一个巧门。很快地，政治人物与一些有心人士便看到了这其中的有趣之处。对一些书商而言，开放教科书的编纂，也许只涉及了利益的问题，但对当时的李登辉

4、以及许多倾“独”的人士而言，他们的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背后多数还包藏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逐步将台湾与中国划分成“异己”的关系，于是从这里就出来了“台湾主体性”这么一个对台湾现在政治上具有绝对规范性的概念，而教科书正是他们看到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今天，当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李登辉自己介入了这样一个教科书改造的运动，但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证据，也许可以联系出一些苗头，当时，杜正胜先生，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那位杜“部长”，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台湾意识。的文章，据说李登辉极为欣赏。从此，杜先生便开始平步青云。过了不久，李登辉便发表了“建立新中原”的讲法。据知，这个讲法其实就是出自

5、于杜正胜。这个讲法在初发表时，大家还并不确知其真实的意指，甚至有人还怀疑李登辉是不是有逐鹿中原的雄心。之后，随着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的发表，以及李登辉有关“台湾主体性”论述的逐步出炉，其意义就渐渐清晰了。而也就在差不多同时，“教育部”展开了大规模重修课纲的工作。由于课纲直接关乎教科书的内容，当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有些甚么样的运作，反正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之下，“同心史观”很快就一统江湖，成为了所有涉及到历史解释与意识形态之科目的课纲之主轴。换句话说，杜正胜早在他当“部长”之前，在台湾教育史上便开启了“杜正胜时代”，他扮演的正是李登辉身前叔孙通式之角色，以上

6、所述当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考证，但从这些脉络，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的确有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借着教科书的翻新而在展开之中。而且看起来，这个过程实在不像是由下而上，而是由当时的权力核心所直接发动的一项“宁静革命”工程，意外的是，它似乎并未遭到任何抵抗，猿也不啼，轻舟就已过了万重山。这次的改变发生在哪里呢?要了解这点，当然得先略为知道什么叫做“同心圆史观”，原来，简单讲杜正胜的说法就是说历史必须采取略古详今，并且以台湾为中心，向外辐射去讲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也就是说台湾必须讲以台湾为核心的历史，而不能再以中国史为核心：中国史只是依照台湾这一中心向外所画的第一个同心以示台湾与中

7、国的血缘关系；世界史则是更外一层。我这样一描述，敏感的人便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别有居心的史观了，讲历史，不是不可以略远详近，略古详今;但至少也应该知道，历史必须以时间的发展顺序为主轴，哪有以空间关系为主轴的?今天把历史的主轴改以台湾为中心，显然不是为了历史的教学，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古人说，欲亡人国者，先亡其史，这样的作法当然有“亡中华民国史”的味道在里面，只是形格势禁，它还必须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己，此所以连知名的历史学者，也是杜正胜的指导老师的许倬云教授都要痛陈说：“最为欠妥者，则是将台湾史的教学，排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