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共性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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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共性与差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分别于1968年和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乃至亚洲的骄傲。川端康成以其作品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世人瞩目，大江健三郎则因作品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两位文坛巨擘反映了日本文学的两个侧面，常常作为对照性的存在被人们提及。虽然他们获奖背景各有不同，但同为日本作家，在创作上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旨在分析探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上的共性和差异。一、文学创作上的共性（一）心理上的创伤孤儿根性和畸婴体验川端康成于1899年生于大阪，2岁至15岁期间，身边亲人便相继离世。悲惨的

2、身世、不幸的遭遇和苦涩孤寂的童年造就了他敏感内向、怯懦自卑的性格，形成了犹豫感伤、落魄失意的孤儿根性，这对他的作品风格和基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川端康成在作品中将季节变化与人物纤细而微妙的感受紧密结合，营造出淡淡的哀愁和朦胧的意识，寓情于景，在悲与美中塑造人物形象，整体呈现温婉纤细、含蓄有致的风格。大江健三郎于1935年出生于四国，经历了日本战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虽然战后民主思想教育对他关心人类社会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直接促使他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类则源于其独特的畸婴体验。28岁时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诞生，但患有先天性头骨残疾。残酷的现实、悖谬的人生简直是痛入骨髓，使大江一度犹

3、豫彷徨、意识颓废。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勇敢地承担抚养畸形儿的责任。令人欣慰的是，大江光除了在残疾人职业培训所工作外，还努力尝试作曲。儿子的成功是大江健三郎与荒诞残酷的现实作斗争的伟大胜利，也使他意识到，只要积极地面对人生，人是可以战胜厄运的。畸婴体验给了大江健三郎强烈的震撼，促使他由关注残疾儿问题慢慢上升到关注地球上人类面临的问题，并直接催生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诞生。正是这种人生的寂寞和悲怆给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带来了创作上的契机和巨大动力。可以说两人文学风格的形成、文学主题的选择和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他们曾受到的心理上的创伤、痛楚有密切关系。（

4、二）实现了文学创作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川端康成的文学活动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时期，但他自始至终钟情于优美的日本古典文学。川端康成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表现，不是原封不动的沿袭，而是运用民族审美习惯，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把西方现代派如达达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融入到古典文学当中，使日本传统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兼容并蓄、和谐统一，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日本传统文学。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作家代表，他的民族情结主要表现在对战后日本民族和人性的深刻反思，但在文学创作理论、手法上和西方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大学期间他主修法语和法国文学，先后接触了加缪、巴尔扎克等西方优秀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存在主义哲学有特殊兴趣

5、。于是，在继承儒教天人合一以及西欧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存在主义，还建立起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独特形象系统。在创作手法上，象征、反理性、反传统、陌生化都是他惯用的艺术手法，这些都展现他的创作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川端康成以传统美学为基础，适时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从而使他的文学既有传统审美情趣的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大江健三郎的创作虽然走的并非传统纯文学道路，但也不是一味地学习西方，而是把东西方文学融为一体，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可以说两者在根植本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赋予传统文学新的生命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6、。二、文学创作上的差异（一）作品风格上的差异物哀、幽玄与现代性、世界性川端康成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传统文学模式，作品整体呈现唯美、感伤、抒情性的特点。这和日本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川端康成个人身世背景有密切关系。地理上日本南北狭长，四季变化显著，对季节变化的深切感受使日本人形成敏感、纤细的审美观。历史上由于长期的锁国政策，缺少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从而形成了以物哀、幽玄、风雅三者相通的传统文化精神。文学方面虽然日本文化和中国儒学有很深渊源，但日本文学没有吸收儒学中经世致用的部分而是保持了传统的审美性，从平安朝起形成哀伤的纯文学传统，涌现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

7、文学著作，其中《源氏物语》是川端康成的最爱。受其影响，川端笔下的自然是与人物的感情波澜、心理变化相呼应的。再加上川端康成从幼年时期形成的敏感、悲哀、失意的孤儿根性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作品中时常弥漫着虚无和颓废色彩，流露出人生幻化、世事无常的感叹。这种物哀、幽玄的特征在《雪国》、《古都》、《千纸鹤》中达到极致。大江健三郎经历了日本战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的文学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现代化、世界化的特征。大江健三郎是位现代意识很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