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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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但各因素对税收増长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増长的各因素影f呈度进行分解，并将此方法应用于实践，揭示我国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键词：税收，影响因素，因素分析法税收财政原则要求税收收入能够充分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外生变量，其任何变化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一国政府在设计税制和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显然，税收首先应当拿得出，其次应当适度。拿得出是从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中拿，因而影响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的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都是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而且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往往差异较大，这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适度就是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所需，而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量又是由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的。因而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一、经济性因素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増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经济性因素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产品就越丰富，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税基就比较宽广厚实，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就较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产品不丰 富，社会剩余产品少，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都比较低，而税收主要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纳税人税负能力减弱，税收收入必然随之减少，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最终损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低。经济的运行质量与税收负担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可提供更多的现实税源，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増强。经济运行质量可从投资的效率和资产的増值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投资的效率越高，投资的回收期越短,投资的回报率越高，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越强，提高税负的潜力就越大。资产的増值能力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投资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进行，资产的増值率在低水平上运行，提高税收负担水平的余地就较小；如果投资是在高水平上进行，以低投入和低消耗求得高质量和高效率，同等的经济增量可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宏观税负就会相应增长。经济结构影响税负水平。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产品的盈利水平不同，向政府提供的税收数量也不同。如果盈利水平高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提高，就会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增强，因而政府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有潜在的能力；反之，如果盈利水平低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低下，因而承担税负的能力就弱，政府要适度地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会受到制约。一般而言，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初步发展并处于辅助地位的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土地及自然条件约束较强，宏观税源增长缓慢且不稳定，税收増长率缺乏弹性，发展中国家多属这种产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农业不占主导地位，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进一步发展但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重有限，这种产业结构下，GDP増长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减弱，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成为影响GDP及税源的主要因素，税收増长弹性増强。在以第三产业，即金 融、贸易、服务业等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度发展但比重不断下降的产业结构下，以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为基础，以人的知识、技能、经验、智力为主要依托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税收增长弹性充足，税基宽广，税源丰富。二、制度性因素税收分配的实质体现了一定的分配关系。在税负运动过程中，所有制通过制约税制结构和税收分配中所有制比例对税负水平发挥着直接的影响。首先,不同制度国家的税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首先表现为市场决定的要素报酬。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全部分配给个人，形成个人收入，由个人依法纳税，税后可支配收入安排消费、投资等支出，这就为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提供了经济前提。国家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税收总量，从而达到调芳经济的目的。在公有制经济中，大部分经济资源为公有，个人除拥有劳动资源以外，其它财产占有量极少。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在国家所有者、法人所有者和个人之间进行，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基本比例。个人收入主要来自按劳分配收入，来源于利息、红利及其它所得部分有限。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广泛性受到一定限制，个人所得税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于个人很少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企业和政府是主导的积累主体，因而，在宏观调控中往往只能采用流转税与价格杠杆和产业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资源配置结构。其次，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化带动税制结构相应变化。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了调节各种所有制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税制结构上采取"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对同一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征收几种税；同一种税在商品流转的不同环节几次重复征收。1958年以后，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税制被简化成单一的工商税制，税收分配几乎被利润上交完全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实行差别政策。 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一般说来，一国税收制度的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率设计、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设计，都会对该国的税收负担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各种税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程度上，税种设置得多，将使征税范围变宽、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就会增加。同时，在税制设计中，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不同选择和搭配，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由于征税税基是商品的流转额，且除少数税种实行定额税率外，流转税主要实行比例税率，而比例税率的特点是不论课税对象数额大小，统一适用一个比例，因此，流转税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相等，征税数额依据税基的增加或减少，呈同比例的増减。在这种税制结构下，税收收入的増长往往低于或最多保持与GDP增长同步、不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以累进制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则不同，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税负上升。正是这种累进机制能够产生收入爬升效应，税负随着税基的扩大而递増，具有较大的弹性。主体税种的选择对微观税负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得税负的规避现象时有发生。因为流转税主要针对商品征税，而对服务支出，特别是商品投入很低的服务征税相对较轻，纳税人可以通过调整其支出类型，如从消费商品转移到消费服务上，就可以逃避一定的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在培养和壮大潜在税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宏观税负水平。世界各国政府均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増长机制，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而且，税收优惠的存在，会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等方式，带来非税产值的扩张和正常税源的转移，从而形成巨额税式支出，进一步减少政府实际征收的税收数额，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实行外贸限制政策，将刺激国内厂商生 产成本高的替代品，维持较低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减少总体税收收入。由于一些税收采取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通货膨胀政策则会降低总体税负水平。政府收入形式划分的不同，也会使税收负担水平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收入可划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比重大，必然降低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降｛氐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而影响税负水平。三、征管能力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在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时，税收流失严重，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减少，宏观税负水平较低；反之，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时，税收流失减少，税收收入的课征数量更接近于制度的规定，宏观税负水平较高。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仅能尽可能多地获得税收收入，而且能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因为｛氐劣的税收管理也可能从易征税部门（如工薪收入者）那里征收大量税款，却难以从工商企业和专业人员那里收到应收的税金。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但应加强对税务登记的在册人群的管理，而且应加强对那些漏征、漏管户进行有效的征收管理，从而尽可能地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税收征管能力弱会加剧税收征管的难度。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难以征收入库并非罕见。由于征收管理能力弱致使税收收入流失，使得税制弹性降低，进一步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下滑，为了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只有不断地通过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种满足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已登记在册的纳税户税负加重，更増强了人们偷逃税以及避税的动机，给税收征管增加了新的难度，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税收征管效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入库；二是可以节约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从而相对地提高税收的宏观税负水平。当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较差时，税收的偷、逃、骗、欠就会增加，实际 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而且可能导致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増加，从而使税收征管效率下降，宏观税负水平也降低；反之，宏观税负水平则会增加。素影响程度分解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那么到底哪个因素影响程度大，影响程度到底是多少，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抓住税收收入增长的关键，采取措施促进税收收入适度増长。但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而且其研究结果还未能充分揭示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收入増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应用于我国实践。1.因素影响程度分解方法的选择从理论上讲，税收收入源自经济增长，即来自于当年生产的GDP和部分以前年度的GDP（如营业税的税基是销售收入，而销售收入包括转移价值，即以前年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收入是按现价（当年价格）计算的收入，当年的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税收收入是当时既定的政策和征管能力下实现的收入，税收收入还受国家当时的税制模式、税收政策及其征管水平的影响。从实践上讲，我国税收收入増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因此，我们对税收收入增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便选择经济増长、物价变动、税收政策及征管三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额和所占比重。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増长指标和物价指标是可查的已量化的数据，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则没有量化指标可利用，采用因素分析法可将影响因素的顺序加以固定进行逐一分析，在得出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影响程度之后即可导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程度。由于税收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是在一定的价格体系下形成，又是按定时点的现价计算的，所以分析价格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全面反映 国民经济整体价格水平，且与税收收入口径基本一致的价格指数。常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只反映某一方面价格变化水平，难以准确反映税收收入受其影响情况，而GDP平减物价指数(名义GDP/实际GDP)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物价水平，因而我们选择GDP平减物价指数分析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増长的影响程度。1.分解方法令T为税收收入，P为物价指数，G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0、1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P1G1M1和P0G0M0分别代表报告期税收收入额和基期税收收入额，二者之差就是税收收入变动额。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1-T0为税收收入变动额(P1G1M1-P0G1M1)为由于物价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1M1-P0G0M1)为由于经济増长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0M1-P0G0M0)为由于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关于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的影响所占比重，即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占税收收入变动额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物价変动影响比重：(P1G1M1-P0G1M1)/(Tl-TO)x100%经济增长影响比重：(POGlMl-POGOMl)/(Tl-TO)xlOO%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比重：(P0G0M1-P0G0M0)/(Tl-TO)xlOO% 1.方法应用由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调整了一些指标，此年后的指标口径在变化，因而本文仅以1979-2004年数据为例。首先依据税收收入年度资料，确定报告期税收收入，然后将上年报告期税收收入确定为本年基期税收收入，并借助于经济发展指数、GDP平减物价指数计算出1979-2004年剔除经济影响、价格影响的税收收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税收收入变动额、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在税收收入变动额中将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増长影响额预以扣除，便得到了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额。最后按变动影响额比重公式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总体来讲，物价变动、经济増长对我国税收増长具有正影响，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我国税收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作用。从影响因素变动的趋势来看，1997年以前，各因素影响程度差距最大的是1986、1987年，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増长基本上具有负影响，1997年以后，税收政策及征管对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具体而言，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増长4148.37亿元，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收入増长的影响额为1960.69亿元,影响程度为47.26%;GDP平减指数上升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566.15亿元，影响程度为37.75%;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増长的影响额为621.53亿元，影响程度为14.98%。参考文献：［1］安体富，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沖国税务出版社,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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