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酒令探讨词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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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唐代酒令探讨词之起源摘要：词的起源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可是很少有人专门从唐代酒令切入进行细微的研究。随着“曲子”的出现，酒令到唐代实现了歌舞化，并且使得大量的文人开始从事“曲子辞”的创作，于是“文人曲子辞”逐渐成为唐著辞的实质，最后伴随着“著辞”与“著诗”的合流，音乐与文体的结合，严格意义上的词也就出现了。关键词：唐代；酒令；歌舞；胡乐；著辞正文：一、众家之说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文体，其介乎诗与曲之间，“上不类诗，下不类曲”，[1]“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阴柔之美”,[2]其“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3]历来的学者一谈到中国宋代文学时，就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说宋词

2、。可是在对待词的起源问题时，观点却是颇多分歧。而结果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初人汪森在《词综》序中云：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篇皆长短句，谁谓非词之源乎？汪森之意乃自有诗就有长短句，是以有诗的长短句形式就是长短句形式的词的开端。汪森提出，《诗经》的颂中有十八篇是长短句，其实也是他的另一种观点，那就是词起源于《诗经》。此两种观点是从形式上去探究词的起源，有其道理。可是却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词的音乐性与格律性。根据季札观乐的记载《诗经》作品是可以演唱的，然而却是先有诗后有曲，且无固定之格调，由此

3、可见“词起源于《诗经》”之说不大确切，而至于汪森的第一种看法，亦是如此。徐釚在论及词的体制时说：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彩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徐釚此说，已直接将梁武帝的〔江南弄〕称为“词”。近人梁启超说：“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梁启超的说辞可比徐轨有力得多，不过他还是忽视了词之“倚声填词”的特点，须知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并不是根据既定的乐

4、曲填词的，况且梁武帝时诗之格律尚在胎中，况词律乎？是故，其作品是不可能与后代格律标准相符合的，这个再自然不过了。后来沈约的《六忆诗》，杨广的《夜饮朝眠曲》都是仿其字句形式写的，可见〔江南弄〕自始至终没有具备词牌名的性质。那么徐、梁二子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上面所采集的观点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在研究词的起源时往往将词之本色忽略掉，只从形式上着手。而宋人王灼、张炎等就认识到词之音乐性。王灼谓: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而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渐兴，魏晋谓盛……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始不

5、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则本一也。[4]王灼之说，其意指词出于《乐府》。张炎也以为词出于《乐府》，他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至隋唐以来，声诗渐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迄于崇宁，立大成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5]明人王世贞、何良俊亦是此论，甚至语调更为肯定。清人徐釚、朱彝尊、王述庵、冯金伯也是坚持这个观点的。而近人王易说：今溯词曲之源，雅颂而外，不得不首援《乐府》。顾乐府之范围广矣：若两汉，若魏晋，若隋唐，其历时远而为体众也。[6]王易在阐述自己的“词出于乐府”的主张时，也暴露了其观点的可笑

6、之处。他虽然认为词源于乐府，但也认为词源于雅颂。那么词究竟源于什么呢？须知乐府也可以说是源于诗三百！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于诗三百！《诗经》的历史遥不可及，其影响却极为重大。所以认为词源于《诗经》是没有任何必要的。而乐府作为一个音乐机构，汉已始置。乐府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次大突破，甚至也可以这么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或“通俗歌曲”的诞生。经魏晋至隋唐，期间少说也有几个世纪。而词“倚声填词”怎么会不受“乐府”的影响？如果以此来说明词源于乐府，岂不与词源于诗三百的逻辑如出一辙？其实方成培朱熹之流认为词起于唐人近体诗的主张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

7、的，因为研究某一种文体的起源你只能从与该文体最接近的文体盛行的时代入手，当然此文体一定要早于被研究的文体。所以研究词的起源从《诗经》《乐府》切入，空泛没有必要。《全唐诗》在词部的小注中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杂和声而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7]方成培谓：唐人所歌，多五言七言约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