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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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内容提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其“批判性”、“整合模式”和“否定性话语”著称于世，但通过其编外成员本雅明和核心成员洛文塔尔与马尔库塞的暧昧立场与相关表述，其内部亦生长出一套大众文化理论的“肯定性话语”，并建构了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肯定性话语”的逻辑起点是大众，其基本的理论假定是通过大众文化对大众革命意识与批判态度的培养，最终可以达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肯定性话语”与“否定性话语”均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宝贵遗产，又均有其片面性，因此它们可以统一在“批判理论”的基本宗旨之下，并走向新的融合。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般被称作“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2、，这种称谓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认知判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实际上就是指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分别在上世纪30—40年代和60年代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泛泛而言，这样的判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应该是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得最充分、表述得最明确的一套话语。这套话语的基本思路可概括如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变成了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或“单维社会”，由于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所以，大众文化并不是在大众那里自发地形成的文化，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工业强加在大众身上的一种伪文化。这种文化以商品拜物教为其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其基本特

3、征，以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为其主要的欺骗手段，最终达到整合大众的目的。通过阿多诺等人的相关思考与表述，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遂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话语。可以把这套话语称为大众文化的“否定性话语”，它建构的是大众文化的“整合模式”。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只存在着一种声音呢?如果深入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生成其理论的个人化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之外，其他成员对待大众文化往往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表述。这种表述一方面是对“否定性话语”的维护和强化，一方面却又对这套话语构成了一种消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清晰的声音，同时也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

4、的另一套话语。我把这套话语看作是大众文化的“肯定性话语”，而“肯定性话语”又建构了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由于这套话语常常被人忽略，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论述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存在着一套“肯定性话语”，它生成的逻辑前提是什么;二、如果存在着所谓的“肯定性话语”，那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与“否定性话语”相比，它又呈现出怎样的逻辑思路;三、“肯定性话语”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赞美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区别，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框架中，“肯定性话语”与“否定性话语”究竟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一像任何一个学派的理论体系那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也是由其成员的大众

5、文化理论构筑而成的。因此，选择其怎样的成员进行谈论，甚至选择其成员理论主张的哪一方面进行谈论，都会影响到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判断。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等同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理论，自然就会得出“否定性话语”的结论，如果把本雅明、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理论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对他们对待大众文化的立场、态度以及充满矛盾的理论主张予以剖析，所谓的“否定性话语”的判断便立刻显出了它的武断和片面。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应不应该把本雅明、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理论放到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框架中加以思

6、考，如果放进去的话，又应该如何思考。让我们先从本雅明谈起。在西方学界，尽管本雅明因其身份复杂而难以定论（比如他究竟是不是“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便存在着不同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尤其是阿多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30年代，围绕着本雅明寄给“社会研究所”的几篇论文，阿多诺又与本雅明展开了三次著名的学术论争，①这就是所谓的“阿本之争”。“阿本之争”虽然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就难怪阿多诺为什么除写出三封上纲上线言辞激烈的长信对本雅明进行正面批判之外，还要写出一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

7、的退化》（38）的檄文来迂回进攻了。因为此文已先于他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1940年，初版于1947年）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众文化的基本看法，也表明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指出上述事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本雅明已不可能参与“社会研究所”194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计划（他自杀于1940年），但是他的研究却依然属于“社会研究所”工作计划的一部分②。而他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性看法一方面“激怒”了阿多诺，并使其强化了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一方面又通过阿多诺而与后来进一步成型的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