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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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1)从世界范围来讲，历史学曾经经历了从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的过渡。中国史学萌芽阶段的独特之处，表现为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同时并进，不像古代希腊先有一个“口述传说”的时代，然后才进入“成文记事”的时期，在中国没有“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演变的清晰过程。我们所知，“口述传说”的整理与成文，甚至比起“成文记事”的出现还要晚。一、成文记事的开端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

2、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

3、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四方受年：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

4、”主持卜问。“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当时尚无“编纂”意识）的零散记事。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

5、存在下述情况：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行。在出土的甲骨中，占辞基本上都是“王占”，还有不少卜辞由商王直接充作贞人，亲自命辞卜问。凡“叙辞”为“王贞”、“王卜”、“王曰”等者，均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命辞卜问。康丁以后的卜辞，贞人署名的契刻卜辞日渐减少。[5]其二，验辞为了验证命辞，往往是在事后补写的。请看《甲骨文合集》著录的13752条卜辞：“（癸巳）贞弓斤其有疾。王占曰：弓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6]卜问“弓斤”患病有无性命之忧，占卜日为癸巳日，兆象凶险，“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是验辞，表示占卜应验了。这“验辞”显然是在庚申日或其后

6、才契刻上去的。最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合集》著录的643（正丙）条卜辞：“癸巳卜，宾，贞臣执。王占曰：吉，其执。佳乙、丁。七日丁亥既执。”7日前（丁亥）逃亡的“臣”已被抓到，而在7日后（癸巳）商王还在占卜，问能否抓到？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7]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

7、不断被加工、整齐。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发表言论，出谋划策。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