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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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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内容提要】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着。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
2、家经典所奠定的。【关键词】诗言志/经典化/六途径说/古代文论经典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讨论“文学经典”问题。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同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推出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在此前后,童庆炳、吴承学、张兵、洪子诚、孟繁华、李春青和陶东风等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①。尤其是童庆炳先生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个案的和宏观的研究,就文学经典的构成要素、形
3、成原因和建构过程等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今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把讨论引向更为深入的层面。目前,在价值和消费多元化的时代里,文学发生了危机,文学经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挑战(诸如大话、戏说和改写等)。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里,我们来讨论文学经典问题就显得格外沉重。这既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敢于面对挑战和勇于担当责任的自信心。但是,目前的讨论还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经典的层面上。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文学经典不仅仅
4、是指文学作品的经典,也应该包括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等在内。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即通过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的具体论述,就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一、“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诗言志”是大家公认的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王士祯说,“此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也”(《师友诗传录》);刘毓崧说,此是“千古诗教之源”(《古谣谚序》);朱自清说,这是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在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它产生的大致年代。从文献记载看,“诗言志”最早出现在今文《尚书·尧典》(古文《尚书·舜典》)中。研
5、究“诗言志”产生年代的关键问题,是考证《尚书·尧典》的编写时间和所记载的真实程度如何。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观点:其一,尧时说。法国学者卑奥根通过对《尚书·尧典》的星象记载和汉儒解释的研究,认为这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高鲁:《星象统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认为,诗言志是“尧舜时代的诗论”。其二远古说。范文澜认为,“《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1]。如按范说,那“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就不仅仅是指“禅让”,也应该指“诗言志”。顾易生赞同范说,认为诗言志说“属古已有之,非晚周儒家之徒所创立”[2]
6、。其三,战国说。蒋善国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征,与先秦有关典籍进行比较后认为,《尧典》出现于公元前372-289年之间,即墨子之后、孟子所生活的时代[3]。郭沫若和陈梦家等人也主张战国说。其四,秦汉说。陈良运认为,“‘诗言志’这一观念的出现,当在秦汉之际”[4]。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存在着误区。我认为,《尚书》成书的时间,并非是《尧典》产生的时间;而《尧典》产生的时间,也并非是“诗言志”说的提出时间。因为,这些是不同历史层面的问题。在春秋以前,无私家(即个人)著述。一部书从形成到编定,
7、往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诗经》、《周易》是这样,《尚书》也是这样。而且,尤其像《尚书》这样的历史性典籍,又经过了一个由口传历史到书写历史的漫长的传播过程。鉴于此,我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作以下几点考证:首先,以西周青铜器铭文证《尚书》成书年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面语言的书写方式。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的书面语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只要我们找到《尚书》与西周青铜器铭文有相同的书写方式的证据,也就可以确定《尚书》的成书年代了。基本的证据有五点:一是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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