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与乡村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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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村民选举与乡村社会的变化朱方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通常说，民主政治是以公民社会的出现和成长壮大为前提的(Habermas1989;Keane1988:31-62)。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公民社会有可能与民主政治同步而行，甚或出现在民主政治萌芽之后。如果说公民社会代表一种自愿、自发、自主和自成一体的政治力量(Diamond1994:6)，那它便很难在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权国家中出现，除非该国政府主动放松管制，允许甚至鼓励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很弱小的，据估算，70年代末，

2、只有103个全国性民间组织（裴1998）。此时，便会发生一种似乎本末倒置的现象，即先出现国家指导下的有限民主，再逐渐孕育公民社会。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广大农村出现的通过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自治运动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自八十年代初取代了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1982年宪法规定村委会由村民选举产生。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开始试行，1998年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全面修订，并于同年正式通过实施。二十年来，中国农村多数地区已举行了至少五到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

3、选举。这些选举给村委会这一基层权力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合法性。村委会一般由三到七名成员组成，任期三年，由一名主任和一至两名副主任主持。在全国范围内由广大农村居民直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这些选举并非源于农村社会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而是出于政府旨在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和稳定农村社会的政策。选举始于政府部门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由民政部具体设计指导，由乡、区、县级政府监督管理。党的领导地位不变。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成员中党员占绝大多数，非党的村委会主任和委员在当选后也很

4、快成为党员发展的对象(Thurston1998;Ying1998:5)。据民政部的调查，在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党员的比例在青海省为63.9%，河北为76.4%，江苏为84.4%，湖北为88.4%，上海市为91.8%（农村处1998：360-368）。此外，据国际共和研究所估算，全体村委会成员中，党员约占五分之三左右（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1998）。此外，村委会成员不享受国家工资待遇，他们的职权范围仅限于村界之内。即使在村内，民选的29村干部仍要与村党支部协

5、商决策，并在总体上接受党的统一领导。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负责管理村务和村集体企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治安，并向地方政府转达村民的各种意见、要求和建议（人民日报1998年11月4日）。同时它们也有责任协助政府宣传和执行国家政策。也就是说，村委会必须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要代表村民的利益实行自治，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地方政府在基层的延伸。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并非易事，例如，在执行较有争议的国家税收和计划生育政策时，尤其如此。在村一级上，还有另外两个权力机构，一是村民会议，由十八岁以上的全体村民组成。

6、法律规定，村委会对村民会议负责，后者在村里所有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然而，要定期召开村民会议有许多实际困难，所以该机构有时会流于形式。另一个是村民代表会议。最初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1998年获组织法的官方认定，其规模比村民会议小得多，却更有活力和效率，因此在许多地方取代村民会议行使职权。村民代表会议一般由三十到六十名成员组成，部分地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更多的是在当地精英中推选产生。村民代表会议，已成为村民自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都起到一定的监督制衡作用。总而言之，中国农村的选举

7、和自治到目前为止仍限于农村社会的最基层，无论是民选的村委会，还是推举或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对乡镇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都影响甚微。所有的选举都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很少独立媒体的报道，也无多党竞争。鉴于这些局限性，我们不禁要问，村民自治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直接选举能否逐级向上延伸到乡、镇、县、市，甚至更高的层次。1998年12月，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在四川省步云乡发生以来，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试尝。有迹象表明，中央正在认真考虑直接选举乡镇长的可行性。2005年9月

8、5日，在欧盟与中国的首脑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曾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民主进程，其中包括直接选举，并说：“既然中国人民目前能够管理一个村，我相信他们也能够在几年内管理一个乡”（亚洲时报电子版，9月20日）。这是迄今中央领导人对乡镇政府官员直选最明确的正面表态。然而，从长远看，村民自治的意义也许不仅限于选举的进一步升级。如果基层选举能够帮助农村社区的成长和自治能力的提高，即使近期无法提升到乡镇政府一级，其本身的价值也不可小视。因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