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文化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文化批判》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文化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根源，而且蕴含着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缘由。对后者，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变中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在当今世界的视野内，肆虐全球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共同话题。在林林总总的学派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尤为值得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思潮流派之一，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阐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与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难题的相关性;它是在继承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上，从

2、文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剖析与批判。不可否认，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因素的阐释，都富有理论的启发性和深刻性。文化价值观是指文化领域里一些在现代及历史上被重视或被否认的理论及言行所引起的价值判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批判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观念，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的文化批判既有利于展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整体性，也有利于探究克服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的路径。一、自由主义价值观对自然价值的总体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

3、价值观实质上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经高度概括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自由主义在维护个体利益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因为自由主义对个人利益的伸张并“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由此可知，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自由主义不过是在寻求与国家共同体相互脱节的原子式个体的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观念。在实践中，自由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主义的文化精神起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们完全将“自由”视为人产生以来不可剥夺的天

4、赋的“自然权利”，个人自由、平等的理想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至高无上的追求。根据这种理想，这里的人不但脱离了社会与国家共同体，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的斗争中获得了绝对自由和民主的形态。因此，人是唯一的目的的观念无意中逐步生成了。然而，无论是康德的“人是目的”，还是诺齐克的“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思想均没有达成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理想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作为目的的追求已经堕落为徒具虚假“平等”外壳的异化手段。这一异化的性质不仅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而且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了个体当然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

5、的思维境地。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仅仅只是人这一主体的对象化存在，它并不具备独立的价值，而仅具有天然的对象性。于是，以启蒙理性为指导的自由主义的理性观念导致了自然世界的完全“祛魅化”，对自然世界的审美感和敬畏感在人类世界中完全丧失。自然世界已经和人类世界失去了感情的朴素连接，在人类面前，自然世界已经堕落为完全抽象的存在。控制自然便成了人类对金钱追求和物质欲望满足的重要手段。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实际上，以自由

6、主义作为价值观基础与核心的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做出了分析。莱斯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没有一直充当反面的角色。但是，它在今天却无法回避自身所遭遇的矛盾。“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是以人所处的社会与人所面对的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为前提。这一矛盾一旦形成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因为“控制自然”已经把社会注解为唯一有意义的领域，而所谓自然不过是社会的从属者。在这里，“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把人类通过人化作用形成的“人化自然”观逐步取消。莱斯同时强调，“控制自然”在其表面的意义上确实是对自然的认识、改造与征服，

7、而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控制自然”乃是对人的控制，反映了人通过自然而实现的对人的社会关系的钳制和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在莱斯看来，“控制”当然富含广泛的意义，仅仅将它限制于自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