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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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振宁作为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中国人民真正熟悉他，是在1957年他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华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就，带给了正在努力探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他的成功曾一度在国内掀起了学习高能物理的热潮。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杨振宁更加意识到祖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而他对新中国科技发展提出的宝贵建议，对于新中国科技事业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杨振宁；科

2、技发展战略；发展性研究　　G32A　1674-6708（2013）82-0011-01　　1982年，距杨振宁首次访问大陆已经过去十年。在这十年间，他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新中国科技事业想要实现快速发展，尽快使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仍然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目前各体系内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物理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走两个极端的现象：即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太注意产品的研究。“而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development）似乎没有被注重。”[1]对于发展性研究，杨振宁做了概念界定：即在5年，1

3、0年或30年内能够产生科研成果，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所帮助的研究。　　然而，杨振宁缘何提出中国应重视发展性研究？发展性研究同原理研究、产品研究有怎样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首先从概念界定层面弄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杨振宁从对社会贡献的层面对原理研究和产品研究做出了概念界定。他认为原理的研究是：“一种长期的投资，也许三五十年或100年以后成果方能增强社会生产力（高能物理的研究是原理的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2]产品的研究是：“一种短期的投资，企图一两年或三五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像半导体所的研究。主要方向是产品的研究）

4、。”[3]　　从研究的目标层面，杨振宁对两种概念的表述为：“原理的研究的目标不考虑到应用；产品的研究的目标明确地对准一两种或一两类产品”。[4]从以上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划分原理的研究，发展性研究以及产品的研究时所采取的主要标准，即三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在时间跨度上展开的速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以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提出科技发展应采取何种方式的建议。　　而他所依据的，是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即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发展重心刚刚恢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具体

5、国情。　　因此，杨振宁提出发展性研究，充分考虑到了发展性研究本身的研究特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但这并不表示杨振宁不重视原理研究和产品研究。曾有文章认为杨振宁作为基础物理学家，提出中国应重视发展性研究的建议，而忽略了基础研究，是有悖于国家科技发展规律，是不利于中国科技发展的。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证据和不实事求是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将事实还原，从而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证明杨振宁对于原理研究的重视。　　第一，杨振宁作为一名高能物理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粒子物理学。他最辉煌的成就就是在1956年同李政

6、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赞誉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使他更坚定了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信心。在此之后，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陆续发表，如他与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创立的“杨振宁-巴克斯方程”等。杨振宁将毕生精力用于理论物理学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试想他如何会对原理研究采取轻视的态度呢？杨振宁在原理研究领域的实践证明他不仅不会忽视原理研究，而且他将物理的原理研究作为了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第二，杨振宁曾在众多场合直接表达过对原理研究的重视，表达过科学研究要注重基础，注

7、重理论的观点。1971年他在与周总理长谈时，就坦诚地向周总理提出：“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基础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被问到中国科技事业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发展才能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时，杨振宁也提到了基础理论物理，他认为“基本理论物理在中国是较容易发展和取得成功的方向。”[5]　　第三，关于振宁作为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中国人民真正熟悉他，是在1957年他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

8、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华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就，带给了正在努力探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他的成功曾一度在国内掀起了学习高能物理的热潮。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杨振宁更加意识到祖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而他对新中国科技发展提出的宝贵建议，对于新中国科技事业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