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论争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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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论争和反思[论文关键词]当代宗族现代性反现代性反思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和现代性理论境遇的深入剖析,指出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论争的彰显并使之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而是理论自身不够成熟或存在某种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认识与把握上的失准,因而文章强调应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加以检讨,进而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进行重新审视,以期给予当代宗族一个准确的定位。　　自20世纪初,我国的宗族力量就开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陷入全面的解体之中,宗族力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裂变。这些冲击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劫难和农民的流动,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上封建君主制度的覆灭。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残存的宗族组织又因其所谓的“封闭性”、“排他性”、“反现代性”而被定性为一种落后、封闭甚至反动的封建糟粕,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政治上、组织上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并使人们对宗族的“封建糟粕性” 形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思维定势。宗族组织由此而陷入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兴起,沉寂多年的宗族力量在中华大地上纷纷复兴起来,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以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宗等宗族活动更为活跃。此现象给以前的定势思维以强烈的冲击,进而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与反思,研究著述斐然。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大都是以当代宗族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为其探讨的话语焦点,并出现了或者否定、或者肯定、或者折中的观点。　　　　一、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理论境遇　　　　关于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论述,较早的观点多持否定的态度。撮其要者,约有:农村宗族与宗族主义,都是建立在封建的、落后的宗族文化基础上的,并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与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是不能相容的,宗族主义是农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的复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大倒退,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宗族文化在本质上与农村现代化是相悖的,具体体现在:宗族文化的“宗法” 与现代化的法治相悖;宗族文化的血缘性与现代化的血缘性相悖;宗族文化的封闭性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悖。所以,对于传统宗族文化的态度,只能是改造,并用新文化去取而代之。简言之,“否定论者”普遍认为,宗族因素无正面作用,当代宗族只不过是传统宗族的残余与继续,因而视其为“封建势力的抬头”、“黑恶势力的汇流”、“现代化的反动”等等,应对之进行限制,禁止。　　在“否定论”几乎成为通说之时,也有学者认为:宗族制度是一种能够容纳现代化持续变迁问题与要求的较有弹性的制度形态。宗族不仅适应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也适应于开放的商品经济社会。农村社会的宗族组织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断发生变化。当代农村宗族组织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产生了变异性的表现。由于汉人宗族那些源于血缘又超越血缘的内源性根据,就使得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重建和转型,所遵循的规则显然就不能与一般的血缘团体的演变规律等而视之,其命运和前途也必定会有所不同,这就能够证明,血缘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完善的补充和限制,完全可以与现代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概言之,宗族原本具有社会互助、发展公益、辅弼国家等无法否定的正面功能,而且宗族的社会韧性,使得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宗族可以现代化,应当对之采取宽容的态度。 　　此外,随着理论探究的逐步深入,还有一些学者取中道而行之,试图从辩证的高度来看待该问题,认为宗族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宗族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并且具有两面性。家族组织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它与国家政权之间有着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家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家族组织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应当对之采取限制和利用的双重策略。　　二、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理论境遇释析及新探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农村宗族所体现的是一种草根性的社会组织力量,而这一组织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因此,对于当代宗族的理论境遇在学术上的彰显,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主要是因为宗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分支中的重要一支也遭遇整体性的文化困境,这种文化困境是由如下两个方面所致:一方面是来自传统文化自身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从而又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溃的危险,以致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无法在既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方文化所展现的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的强大魅力,这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斥性致使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终在发展的选择模式上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使得人们对宗族文化的研究陷入此种理论境遇。客观地说,上述解释在某种意义上看似不无道理,实际上,其立论的基础却有失偏颇。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人为的或割裂或对立的方式加以立论显然是不妥的。如果就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上述解释还有某种或然性的话,那它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前传统文化在不断复苏,现代化仍然进行的如火如荼这一客观现实。所以。无论传统性与现代性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区别,客观现实足以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富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需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事实足以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不可调和,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当代宗族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争?并且还存在着如此之大的理论分歧?当然,学术界存有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分歧太大或一些基本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则只能说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成熟或存在某种缺陷。 　　对此,笔者认真检视近10年来农村宗族问题的学术研究后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确存有极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间,并存在深层的理论瓶颈有待突破。具体而言,在认识论上,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当代宗族时,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宗族固有认识的束缚,以致虽然在当前研究旨趣上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暗含这样一个前提:宗族及其活动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目前的宗族仍是一种自为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它将同传统宗族那样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由此导致对研究中的当代宗族与传统宗族名则两立阐述、实则一体待之。就研究的方法论来说,亦是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宗族的理论框架论证当代宗族,且论证逻辑大多又是以宗族是“原始遗存”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主要集中于强调宗族是“血缘关系的集合体”这一表征的论述上。从而在研究中,进一步使得当代宗族与传统宗族表面上相异、实质性的混同。就像有位学者所表述的那样:“就否定宗族者说,因无法突破自己一贯认定的封建宗族框架,无法说明他们自己对农村宗族也认同的公益性、互助性等事实,解释不了农村宗族发生的极大变化的事实,也解释不了为何农民对于参与宗族活动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就肯定宗族论者看,同样由于局限于血缘组织的视野,因而在农村宗族的所谓“私利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等问题上最终与否定论者趋于一致,无法超越就封建宗族论宗族的既定框架,从而使其对宗族积极性的解释和评价难以自圆其说。”宗族中性论者亦然。　　 　　三、结论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论争,实际上指涉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臆想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带来的如何“对待”农村社会传统性的组织和2008文化的问题;同时也昭示着对于作为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当代宗族的研究也陷入了理论困境。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对一个事物无从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又如何待之?在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又何从识之?不难看出,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争及其理论困境就是由此而生的。所以,对于当代宗族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在学术上的彰显并使之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冲突以及与之相伴的如何“对待”农村社会传统性的组织和文化的问题;而是理论自身不够成熟或存在根本性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认识和把握” 上的失准。其实,宗族及其活动之所以在传统社会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社会既为它创造了条件,又对它产生了需要。而如果考察当代社会还有多少维系宗族制度的条件性因素,就会发现,目前的宗族已主要是自在的人类学群体而非自为的社会学组织。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性变迁中,宗族及其活动都将进一步成为无本之木,逐渐淡出农村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此外,对当代宗族的认识和把握也并不仅仅限于众多血亲家庭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种表征,而更在于血缘家庭集聚在一起这一表征下隐藏的深层次的社会资本,即族员之间、宗族之间、宗族与社会之间、宗族所踞地缘性区域内外等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网络关系、信任关系、规范制度等等。所有种种迹象显示,当代宗族与传统宗族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又有着不可否认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欲研究宗族问题还需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加以检讨,进而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进行重新审视,以期给予当代宗族一个准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