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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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著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铁民、少康、光烁《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一文认为，从形象、情感等概念入手来评价《论语》的文学价值，“是把路子走窄了”，因为“它不甚

2、切合我国古代散文的实际情况”。[34]吴景和认为，《论语》虽然“渗透着的生活和美学理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然而其中的不少篇章，“并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35]虽然切中某种实质，然浅尝辄止，未能展开论述，况且《论语》的语录体的著述方式，限制着它的“学术论文的气息”和“逻辑”性，因而与后世的政论文、学术论文毕竟有较大差异。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一文，[36]把

3、《论语》定位为一部“孔子讲学论政”的“说理性散文”，并且从说理散文的发展状况着眼，比较深入地论述《论语》说理方面的写作成就。认为，《论语》在说理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一家之说，虽然没有构成整篇的文章，集中地对某一问题进行剖析和论述，但把散在各章的有关某一问题的言论集中起来，其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中心问题，因而符合“弥贯群言，精研一理”的论著的基本要求。第二，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章节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

4、，绝大多数章节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三，全书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写成，语言明白简练，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来说理，比较生动活泼。关于《论语》的逻辑性问题，赵纪彬认为：“孔子根本没有‘类’的概念”。[37]李文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孔门“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表现为：一、概念明确周密，“论断的逻辑性很强”；二、说理时已能运用复杂的判断形式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表现深刻的思想；三、已能较熟练地运用因果、类比、演绎、归纳等推理方法，“论证方法灵活，推理相当

5、严密”。因此处于说理散文初级阶段的《论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足”，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所未有的”，是“说理散文发展史上重要的突破”。此文视角新颖，论述深刻，对认识《论语》乃至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质和文体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谭家健认为《论语》是一部“以说理为主的语录”，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章史上具有首创性。谭氏对语录体的文体特征作了探讨，认为“虽然它不是纯文学形式”，却是中国古代“一种文章或著作的体裁”，并对绵延不绝、代有佳作的情况作了梳理，对其流变得失有要言不烦的精当概括，填

6、补了关于语录体及其发展研究的空白。[38]朱玲认为，《论语》作为语录体散文“用独特的说理方式记录思想的精华”：1、“写小品做大文章”，“用看似随意的结构形式驾驭了一个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2、“讲小故事论大道理”，“以小见大的手法确实高明”；3、“洗炼精审的小语录，处世安邦的大手笔”；4、“行之于文，喻之于理的语言风格”，5、“诗的语言和韵律”。[39]在对《论语》文体特征的把握上较有新意。关于《论语》散文的总体艺术风格，一些论著在讨论其文学价值、艺>本文共5页:第[1][2]3[4][5]页;游国

7、恩等《中国文学史》（一）第7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9、胡念贻《从人物形象看〈论语〉的文学价值》，《文史哲》,1962年第3期，第48-54页。10、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35页。11、尹建章《〈论语〉文学性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95-104页。12、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求是学刊》1983年第3期，第70-75页。13、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第21

8、-26页。14、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15、曹文星《〈论语〉文学价值初探》，《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2-47页。16、梅俊道《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第72-76页。17、章沧授、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35页。36、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求是学刊》1983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