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参与现实的功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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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翼文学参与现实的功能建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承继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时，更加突出了其作为“新质”对“五四”传统的一种背离和超越。左翼文学话语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建立起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通行桥梁。为了使文学能更好的发挥参与和改造现实的功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和文艺理论家都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三次讨论，这几乎贯穿了整个左联时期。　　关键词：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参与现实　　：I206：A：1005-5312(2011)32-0019-0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承继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时，更加突出了其作为

2、“新质”对“五四”传统的一种背离和超越。从“五四的人性觉醒”到“革命阶级的觉醒”，“人的文学”走向了“革命的文学”。左翼文学话语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建立起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通行桥梁。由于文学自身所独有的规律性，在介入历史过程，干预社会现实，强调阶级意识，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必然会与力图挖掘人性，表现生命本真，探寻人内心世界的文学追求之间寻求平衡点。但在文学价值功能的多元性中，左翼文学所追求的文学价值属性在满足群体现实的需求上，显然是与整个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时空中构成了更为积极的功能价值关系。左翼的文学价值选择与历史的主体选择方向具有一致性，决定了左翼文学价值观，随着

3、历史的进程逐渐在文坛上居于了主导地位。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战争频发，战火不断，人们深陷其中，苦不堪言。战争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词，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在战争语境里，爱国的左翼人士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革命有着契合自己想象的叙述。通过这种话语方式，寄托着对革命美好前景的憧憬和向往。这就赋予了文学超越自身属性的历史使命，要求文学关注社会意识，激发起民众的革命情绪，引导更多的民众投身于革命事业中。文学成了革命的另一条战线，成为了鼓动的号角，斗争的武器，具有了显在的政治功利性和直接的目的性。　　在对革命文学的概念进行阐述时

4、，蒋光慈曾认为“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作为出发点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第一要件是具有反抗一切的努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我们的革命文学应极力暴露资产主义的罪恶，应极力促进弱小民族之解放的斗争。”在这里，革命文学不仅成为了一种能实现对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文学抒写方式，更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能促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　　随着革命的渐进深入，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为了使文学能更好的发挥参与和改造现实的功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和文艺理论家都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

5、的三次讨论，这几乎贯穿了整个左联时期。1931年11月，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宣布:“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开展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一致的认同且得到贯彻实施。冯雪峰在《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一文中就说：“文艺大众化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的创造问题，是并非在这次反帝高潮中才提出的，这在左联内部提出已将近半年”，对如何解决“五四”以来新文学话语与民众始终保持距离感的问题以及具体如何为民众服务的问题，左翼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初期革命文学写们因为都是知识分

6、子，还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优越性，而没有完全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因此他们的很多作品让民众都没法深入阅读。很明显，文艺大众化的最初设想是为了解决文学话语与民众的距离问题。“不过因为意见的未一致和其他种种关系，到了日本出兵的当前才在执行委员会上一致通过，认为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的一条正确的路线。”从冯雪峰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觉文艺大众化的展开其实已经超越当初设定的任务。　　“日本出兵当前”成为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得以开展的语境，明显的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开始于“九·一八”事变，正是爱国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再次拉开了文艺大众化的序幕。在左

7、联第二份决议中，“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多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份决议中，把大众化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新的阶段，目的是“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一意图体现了左翼文艺一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强调其对现实的干预作用，“大众化”不可避免的被利用为是改造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