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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思想发源初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交往以及跨国界交往日益频繁，怎样处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时代发展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哲学在其源发之时就以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为核心，提出了许多迄今仍闪耀时代光辉的思想。深人研究中国哲学关于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建立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不同国家间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关系，反对利已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实现哲学综合创新，无疑能够提供有益启迪和方法论指导。然而,在研究主体间相互关系时，我们首先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春秋之际中国哲学家对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思考何以可
2、能？本文就此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一、社会变革对主体间相互关系的追究春秋之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体间的交往日益增加，原有的交往关系被打破，战争不断爆发，人的命运面临空前考验且往往悬于一线,激烈的社会变革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到理论思维空前迫切的位置，这是主体间相互关系思想在春秋时期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交往活动的增加。春秋之际，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直接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涌现出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大小小的商人。诸侯各国之间经常有商贾
3、往来,从事贸易。尤以郑国的商人最为活跃，其足迹遍布齐、楚、晋、周之间。由于商业的发展,作为交换中心的城市也相应兴起，到战国时代，城市规模显着扩大，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的局面。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市面繁荣,“万家之都”、“万家之县”、“万家之邑”（《战国策·赵策一》）随处可见。除一般“商贾”和“贩夫贩妇”经营的中小商业外，还有数量较少但规模和影响较前者为大的富商大贾。后者经营采矿、冶铁、铸币、煮盐等大手工业以及长途贸易等。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迅速增加，为主体间相互关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二)宗法制度解构伴随新型交往关
4、系形成。在西周时期,宗法原则高于一切，“宗统为本，君统为末”，宗法制决定了“分封制”的施行和存在，体现了“嫡尊庶卑”以及维护周天子至高至尊统治地位的最终目的。按宗法制，大宗必须领导小宗，小宗必须维护大宗,宗子是宗族内的中心,其独尊地位不容觊觎，其森严等级不可逾越,宗法制与分封制宛若两张X的总纲,诸侯、卿大夫、士则是支纲和X结，承上启下，互引联贯，维系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统治秩序，约束着被统治阶级的“越轨行为。”进人春秋之后,随着井田制日益崩溃,土地私有化逐渐发展。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纳税。这种赋税改革，虽然其出发点
5、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财政收人，但事实上是等于公开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地位,为地主经济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并促使一种新的社会交往结构开始形成。在这一构成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大部分是卿大夫，他们是新型交往关系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另有一部分是新兴小地主阶层，他们多由商人、份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而来，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士”阶层的崛起。当贵族政治衰落之时,各国君主和大臣养士成风，并起用士人辅政为官，士人在各国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战国时期各国政治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挑选什么样得力的士人辅政的竞赛。在这一转型中，由于政策的不稳定,使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统治显出一定的松驰，也使各类
6、士人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中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智慧，进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三)战争将主体间的关系置于思想顶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政治、经济上取得强势地位，彼此间展开了争霸的激烈战争。据《春秋》记载,在春秋242年间有36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3次之多，诸侯的朝聘和盟会达450余次。战国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孟子描述当时的情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据《史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共发动大规模的战役22次，坑杀战俘、降卒的令有今人发指的记录,前后共1
7、5次，有据可查的斩首人数为181万。可见，在春秋战国之际战争十分频繁,无论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随时都有遭受侵掠和剥夺的可能。战争把主体间的关系尖锐地提上理论思考的前沿。作为不同主体的国家、群体和个人，如何面对其他的国家、群体和个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都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而《老子》、《论语》、《墨子》、《孟子》等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关系所进行的思考。老子认为，喜欢杀人的人不应该得志于天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第三十一章）孔子通过理论着述谴责乱臣贼子
8、，主张恢复周礼’以礼治天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