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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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中国哲学讲功利，但必把群体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个人功利的位置上，亦必把天地万物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人类功利的位置上；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立足“宇宙背景”谈“功利”，优先考虑“天地之利”或“大利”。这就是所谓“大利主义”。“大”是中国哲学考量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撤掉这个“宇宙背景”，则中国哲学失其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失其为“中国思想”、中国学问失其为“中国学问”矣。“大利主义”完全不可用“西式功利主义”去解读。梁启超仿日本人之研究思路，撰《子墨子学说》（1904)、《墨子学案》（1921)等，以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

2、)、穆勒(JohnS.Mill,1806—1873)之说解读墨子，是为中国学者以“西式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解读中国哲学之始。其后冯友兰、韦政通、朱伯®、田浩(HoytCleverlandTillman)诸大家，均认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功利主义”的传统。他们以“功利主义”解读中国哲学: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二章专论“墨子之实利主义，，此处所谓“实利主义”即“功利主义”;《墨子学案》第三章专论“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此处所谓“实利主义”亦即“功利主义”,尤特指边沁、穆勒之“功利主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墨子及前期墨家”一章,专列“墨子哲

3、学为功利主义”、“何为人民之大利”两节，论墨子之“功利主义”™，不但视墨学为“功利主义”，且视其为“极端功利主义”。韦政通撰《中国思想史》,认为墨子是功利主义者,认为李觏等是功利主义者[―，大致认定中国哲学中存在一个“功利主义”的传统。朱伯崑《重新评估儒家功利主义》亦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功利主义传统”,陈亮、叶适、颜元、李墦、戴震等即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田浩撰《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也是以“西式功利主义”解读中国哲学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派别。对于“西式功利主义之”核心观念,各人解读有不同。著者以为只要是功利主义者,就会有如下共同认识

4、:第一，“义”对于“利”的工具地位。道义成为谋利的工具，日常道德准则能带来利益者则遵守之,不能带来利益者则可以不遵守。第二，“动机”对于“结果”的工具地位。认为行为之善恶只凭“结果”不凭“动机”,若有杀人动机其结果反有益于人，则其动机非为不道德，可置而不论第三，“利他”对于“利己”的工具地位。认为“利他”若损害到“利己”，则应放弃;讲“利他”只因不“利他”则无以实现“利己”1*™第四，“利物”对于“利人”的工具地位。功利主义几乎完全不讲“利物”，只讲“利人”，持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论”观点。中国哲学讲求以“义”为目的而以“利”为手段、讲求以“动机”为目的而以“结果

5、”为手段、讲求以“利他”为目的而以“利己”为手段、讲求以“利物”为目的而以“利人”为手段，故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一、中国哲学不主张以“义”为手段关于“义”与“利”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体上可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以“义”为目的，不以“利”为手段;一派主张以“义”为目的，可以“利”为手段；一派主张以“义”为目的，必以“利”为手段。中国哲学家中，根本就没有主张以“利”为目的而以“义”为手段者。第一派的主张可以孔子、孟子、朱子等人作代表。《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之言，《论语•里仁》中“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言，表示孔子是以“义”为目的，且不以“

6、利”为手段的，不认为“利”是达到“义”的手段。《孟子•离娄》中“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之言，表明孟子不主张以“利”为致“义”之手段。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质孟子，孟子答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并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认定“利”有害于“义”，当然不主张通过“利”以达“义”。《朱子语类》卷十三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te’AS)0就算“最大多数”包含了人类全体(实际只限于“白人”），功利主义依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它摆脱不了“人类中心论”。功利主义

7、摆脱不了它，批判功利主义的罗尔斯(J.Rawls)同样摆脱不了它。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被黑格尔称赞为一个“伟大命题”。中世纪经院哲学与神学立足于托勒密宇宙论，认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神为了人创造出来的。近代大哲康德撰《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人为自然立法”这一闻名西方哲学史的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核心命题。又撰《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提出被视为“积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认定宇宙中人所希望和控制的一切东西都只是手段，唯有人是“自在的目的”;人在行动时不可以视自己为手段，同时亦不可以视他人为手

8、段，但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