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系统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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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的系统及其特点一、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亦可谓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有哲学的思想，这就是“天人之道”或研究“天人之道”的“天人之学”。“哲学”之名的引进，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西周先是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1]。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

2、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尚书正义•皋陶谟》中“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而《尚书正义•伊训》中“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据此，孔学亦可谓“哲人之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如何处理这

3、里的同异关系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先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如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讲学的陈黻宸著有“中国哲学史”讲义，谢无量亦著有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显然，这种讲法虽然用了哲学之“名”，但离哲学之“实”还相差甚远。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特长”如蔡元培写的“序”所说，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这可

4、以说是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始。但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4]。冯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在“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52-25

5、3。金岳霖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5]617_618。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

6、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616。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

7、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张先生针对“有许多人反对给中国哲学加上系统的形式”，指出“其实，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

8、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这段话在前些时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常被当作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在此后还有“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7]4-5更重要的是在此书的“自序”中还有“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