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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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一、古史探索的迷茫与曙光:玉器文明与玉的叙事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华夏文明起源于黄帝。可是，黄帝哪一年登基、在位多少年、建都什么地方、谁是他的大臣、他将王位传给了谁?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按照西方历史科学的标准来看，没有年号、没有在位的年表、没有传承，这是不是历史呢?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现代学者掀起古史辨伪运动，认为商周以上的古帝王叙事都属于神话传说一类，不是信史。疑古学派提出要根据西方的科学实证标准重新看待中国古史，从黄帝、炎帝、颛顼、帝尧、虞舜、夏禹、夏启乃至夏架，整个都被看成神话传说，是后人

2、靠想象虚构出来的。受西学影响最深的有胡适先生，他的一句名言是“东周以前无史”。东周是孔子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时代。由于西周以前的年表、年代不很清楚，古书的各种记载彼此矛盾，所以疑古派走得有些过头，认为东周以上的历史靠不住，需要重新调研。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基本上处在一片迷雾之中。在这场疑古运动中贡献最大的是胡适在北大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的一位学生顾颉刚。他所编《古史辨》一书，被誉为上古史领域引爆的原子弹。这部七册巨书的第一卷自序，顾颉刚就写了足足六万言②20世纪末期我国启动的最大的文科研究项目叫“夏商周断代工程

3、”，为的就是回应世纪初的疑古派对中国历史的这样一种反问，同时希望将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华夏文明落在实处，需要找出考古证据。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是苏美尔，距今大约5500年，其文明标志有文字、城邦、青铜器。我国与之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仰韶文化、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等，但这些文化都尚未出现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城邦和青铜器。从文明发生的阶段看，显然无法与苏美尔所达到的高度相提并论。到了约四千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才有了城市和青铜文明的萌芽，文字则要等到殷商甲骨文的出现，那就晚到3000多年前了，与苏

4、美尔文明几乎相差2000年。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华夏文明自己所特有的一个指标一玉礼器。如2007年新出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M23墓，位置在长江下游，一墓中陪葬的玉礼器多达300件，创了中国史前考古发掘史之最。据年代测定，M23墓距今约5300年年代与苏美尔文明起始时间大约一致，但苏美尔文明绝没有这样多而精美的玉器。苏美尔有铜器、金器、宝石，发明了度量衡、车辆、天文学、六十进位制，最重要的是有了楔形文字，有了书写的系统王表，帝王继承王位的历史谱系完整地传下来。苏美尔文明的再发现对20世纪的人重新看待世

5、界史的开端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反观中华文明，汉字出现和使用的时间确实晚了许多，但华夏极为发达的玉礼器，在世界文明发生史上独一无二，有充分理由看成文字之外的另一套符号体系。玉礼器暗示着东亚地区产生文明的特殊路径，在全球范围看非常与众不同，最值得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主要解决年代学的问题。20世纪末这个工程告一段落，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报告，主要成绩是把商周断代基本理得比较清楚。夏代由于没有文字，基本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相传的夏代君王系谱，与现有的考古发现难以接上榫。还有一个遗憾是，该工程似乎没有突出华

6、夏玉礼器文明的特殊性，也就是将东亚文明曙光初露的这一独特符号体系，大体忽略了。由于没有文字，至今也无法说明大禹哪一年建立夏王朝、建都在何地、登基在位多少年。这些都还不清楚，只能按照司马迀以来记录的一些传闻去理解。21世纪国家又启动“夏商周断代’的后续工程，叫“中华文明探源”，探源工程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长江流域，而是依旧放在中原。因为古书中有“禹都阳城”之说。河南嵩山南麓被认为是“阳城”故地。所以，考古界的重心和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在中原，希望在那里找到夏代的都城。这样的话，就打开了从5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

7、历史线索。笔者提出从人类学的角度可以对这个工程做出支持，因为工程集合了国内考古界、历史学界、天文学等各相关方面的专家，唯独没有人类学、神话学的参与。如何将现代比较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建立四重证据法，尝试文化整合性的立体释古范式，是使考古学材料和历史学方法获得提升的当务之急。四重证据的前身是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他把用文献来证明的叫一重证据;将地下挖出来的，像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叫二重证据，也就是出土的文献11(第2-3页)三重证据指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材料，如民间口传的神话、传说、礼仪、风俗，虽

8、没有文字记载，却依然在民间传承。所谓四重证据是指直观的文物(有出土的，也有传世的)及图像。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谈到他所关注的古史研究，约为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学，二是辨证伪古史，三是民俗学。他认为考古学方面“没有余力加入研究”，只好集中到后两个方面。顾颉刚的第三方面民俗学其实己经开了三重证据之先河。他虽然没有介入考古学，却也充分意识到考古文物的证史作用非同小可。罗振玉和王国维对古物的兴趣给他极大刺激，乃至做出如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