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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造“太极图”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再造“太极图”当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中国古代久远的过去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传统哲学,面临着和宋明理学兴起的漫漫前夜几乎同样的时代语境和时代课题。那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众所周知,自魏晋以降,随着佛学的大举进袭,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节节败北。儒学作为“国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其间,贵为天子的梁武帝几度出家为僧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为我们表明了在何种程度上佛学已经自下而上地为万众顶礼,而传统儒学的颓势是那样地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殆至隋唐
2、,中国社会之所以“天下僧民,不可胜数“传衣钵者起于庾岭,谈法界、阐名相者盛于长安”中国思想界之所以由“独尊儒术”让位于儒释道的三足鼎立,乃至佛学几乎取得了“准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切与其说是出于一种新的历史机缘,不如说依旧是先前的“西风东渐”这一难以遏止的巨大惯性使然。我们看到,也正是这种佛学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中唐儒、佛之间的激烈火并,开启了以韩愈为代表的排佛运动。它在为传统儒学长期高枕无忧的道统地位拉响警笛的同时,也使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几乎势如水火的“文明冲突”早在距今千年的中华大地上就拉开了其历史的序
3、幕。应该承认,佛学的愈演愈烈、儒学的日渐式微,除了与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外,也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儒学先天不足的文化根性。也就是说,儒学教人在形下的人伦日用上用功夫,固然在这方面远胜那种“外人伦”“遗事物”的佛学一筹,但是“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宗密《原人论》),在哲学的形上探索方面,则较之佛学而黯然失色。老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好像一座金碧辉煌的神殿,里面什么都有,却惟独没有至尊的神。诚如黑氏所说,形而上学以其文化上的超越指向,乃体现为一个民族文化之慧命所在
4、,_个民族精神之真正寄托。西方民族如此,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因此“援佛入儒”,以佛学为借鉴建立起一种哲学形上学,同时该学说又不丢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就成为新时期宋明思想家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思想使命和文化重托。也正是在这一极具历史感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宋明新儒家开山之祖周敦颐的一种中国式的形上学体系一“太极图”图式(见《周氏太极图》)就从中应运而生了。正如“太极图”以及其词约义丰的“太极图说”为我们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中国式的形上学体系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把《老》、《易》融为一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的宇宙本体论理
5、论体系的推出,而开宋明人“道”的探索之先河。在这种宇宙本体论理论体系里,不仅“无极而太极”,宇宙最高本体本无而不空,而且“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阳动与阴静能受一体、相互作用,从而无与有、本体与现象、“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克服其原有的对立,妙合为一种具有自我生成机理和负反馈功能的生命目的论系统。一方面,无极4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由“一”而生“万”;另一方面,万物4男女4五行—阴阳—太极—无极,又“一”由“万”而显。它既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儒学本体缺席这一理论弊端,同时又不流于佛学
6、空无本体的那种老调重弹。这样,随着这种有关宇宙本体的哲学图式的推出“千载绝学,始有指归”。由此才有了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一系列理学理论的接踵推出,由此也才使诸如无极、太极、道器、体用、理气、阴阳、动静等概念开始被显于中国学术谈辩的中心论域。因此,周敦颐的“太极图”图式的破暗而出,可谓在中国思想史上居功至伟。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哲学体系的正式确立,不仅标志着在所向披靡的佛学的“权力话语”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绝境逢生和再次崛起,并且为我们迎来了中国哲学开始实现其真正的文化自觉的全新的历史时期。故对周敦颐所谓“其功盖在孔孟之
7、间”(胡宏语)这一历史评价,与其说是一种文人的溢美之词,不如说是名至实归之誉!历史往往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一旦我们以史为镜地反观今天,就会发现古今之间存在着一种何其相似乃尔之处。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中国面临着和中国前宋明理学时期几乎同样的时代语境:同样是西方哲学话语的所向披靡、权力统治,同样是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节节败北、不堪一击、曰甚一日的“合法性”的危机。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此“西方”并非彼“西方”,如果说前宋明理学时期的中华民族,所面对的是一种衣被着神秘的佛国光芒的天竺之西方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所面对的
8、则是挟现代科技和器械文明的千钧之威的欧美之西方。另一方面,这也必然决定了,现代中国正面临着和中国前宋明理学时期几乎同样的时代课题。那就是,以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挑战为契机,对已有的中国传统哲学形态给予深入的理论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既顺应时代潮流,同时又能坚持自己民族文化本色的崭新的中国式哲学体系。因此,一种再造“太极图”的历史使命,已时不我待地被推向了中国当代哲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