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与电影中的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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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剧电影与电影中的喜剧性—、喜剧电影的指称喜剧电影研究，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喜剧电影的指称问题(而不是喜剧电影逻辑定义）。当我们根据某种经典的喜剧定义去衡量一部具冇喜剧性的影片时，我们却很难肯定说：这就是喜剧电影。例如，有人说影片《黑炮事件》是喜剧。显然是因为《黑炮事件》中具有某种喜剧性的因素。但我们马上可以追问：具有喜剧性的影片就是喜剧电影吗？假如我们说中国电影史上的舉片《劳工之爱情》是喜剧，那么，同样会有人质问：它有变形的空间吗？可见，喜剧电影是一种难以指称的艺术。因为喜剧电影不象某种类型影片那样可以根据

2、旧有的特征来确定它的属性，喜剧电影是电影艺术中的一个特殊类别。那么喜剧的指称问题是不是厲于雅斯贝尔斯所断肓的那种“独沉思”范畴，抑或是维特根斯坦所界定的那种“不可言说”领域呢？也许我们是布追寻一种关于喜剧电影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也许我们是在寻找一种关于喜剧电影的秋菊式的“说法”。但是喜剧电影的指称为什么会产生以上这些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喜剧艺术从本质上讲是反规则、反惯例、反类型的。喜剧电影的“变异性”远远大于它的“不变性”。2.喜剧电影的确认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逻辑过程。一种新的喜剧样式出现之

3、初，由于它对传统样式的背离，确实是难以指称与确认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喜剧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的地位。它才变得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这并不是人们从理念上、逻辑上改变了对喜剧的认识，而是从对喜剧艺术的“历时性”审美过程中完成了对其自身的确认。3.喜剧电影没有一般类型电影所具有的“经典编码”。它没有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流芳百世而无误”的金科玉律。象惊险影片中以平行蒙太奇为叙事模式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象警匪影片中以正反打镜头为基本语法的枪战场景。它们已经成为类型电影中诱导、吸引观众的屡试不爽的经典编码。而在喜剧电

4、影中，即使就是令人捧腹的精彩笑料，用一次是创造，两次就是模仿，再用就是俗套！所以我们很难从电影的语言结构上寻找到一种使观众永远发笑的经典法则。4.喜剧的灵魂是笑。但是笑从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心理反映。对于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中的人，笑的是不尽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不同的人来说一部影片的“笑点”是不同的。男人认为可笑的，女人认为不可笑；中国人认为可笑的，日本人认为不可笑；老人认为可笑，小孩认为不可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性格，导致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对笑的心理期待，这种对可笑之物的不同

5、理解引出r一个关于喜剧电影指称的最悬殊的结论。一部影片对于觉得可笑的人来说是喜剧，对于觉得不可笑的人来说则不知为何物。5.讨论喜剧电影与讨论电影中的喜剧性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研究喜剧电影是探讨关于喜剧电影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而分析电影中的喜剧性，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关于电影的可笑性。笑，是喜剧电影的灵魂。然而，可笑，并不是喜剧电影的唯一标准。一部影片可能有许多令人觉得可笑的情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喜剧。比如，《黑炮事件》虽然它有不少引人发笑之处，伹如果非要在类别上做划分的话，我认为它更接近于一种荒诞电影，而不

6、是喜剧电彩。二、“诗，可以怨”：中国喜剧电影的美学传统中国喜剧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别，它继承了中国文学艺术中“诗，可以怨”美学传统。所谓怨，即“剌上政也”。最直接的涵义就是用诗(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批评与不满。这种讽剌与批判兼具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喜剧电影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或是说一种中国的文化精神，“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指向社会的政治领域内的不良现象，它还包括对伦理范畴内的不仁不义品行的批判。总之是对于现实生活中诸多不符合社会理想与道德原则的丑恶现象的否定

7、！新中国的喜剧电影，始创于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讽剌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改编：于彦夫，导演：吕班)，讽剌的是一个阿谀奉承的总务科长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不拘小节的人》（编剧：何迟，导演*吕班），讽剌的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作家；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球场风波》（编剧：唐振常，导演：毛羽），讽剌的是不关心群众体育活动的官僚主义者；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未完成的喜剧》（编剧：罗泰、吕班，导演：吕班)，讽剌了专打棍子的文艺批评家；1962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女理发师》（

8、改编：钱鼎德、丁然，导演：丁然），讽剌了轻视服务性工作的落后封建意识；1962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李双双》(编剧：李准，导演:鲁韧），讽剌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摄制的《满意不满意》（改编：费克、张幻尔、严恭，导演：严恭)，讽剌了旧式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到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瞧这一家子》（编剧：林力，导演:王好为），则讽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守、落伍的家长式人物和不注意计划生育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