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共决策中公民理性参与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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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公共决策中公民理性参与的政策建议简单来说，公共决策就是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所关注的是“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问题。公共决策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此过程有其特定的主体，即由谁来制定公共政策。一般而言，政府、政治领袖和执政党能够决定公共政策的产出，是公共决策的直接主体或具官方性质的决策主体。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公民、大众传媒和利益集团等对公共决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主体，可称之为间接主体或非官方的决策主体，其中，公民是公共决策的重要主体之一。虽然公民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只能起到影响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一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公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公民

2、参与的呼声日渐高涨，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日益增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强，但是公民参与具有不完善性，具有自身局部性，反映在决策实践中即存在着各种非理性参与现象，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实现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值得引起关注。一、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所谓公民的理性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和理性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和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身或其所在组织的利益诉求，以期影响官方的决策。所谓合法的方式指的是表达利益的方式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的，参与者依法表达诉求；理性的方式指的是参与者在付诸参与行动时保

3、持冷静的头脑，而不是凭冲动行事。理性参与的公民是理性公民，其能够主动承担政治参与的公共责任，能够使用理性的方式向政府等公共决策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公民的理性参与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理性参与是一种适应性参与。公民的理性参与应和一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不能为提高参与度而拔苗助长。在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处于低级状态，公民参与必然是一种低度参与，即消极或被动的参与；在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公民的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此时政府应为公民的积极参与提供平台和机会，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公民的参与，应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其二

4、，理性参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关系。参与公共决策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政治义务。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是相统一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条道理同样适用于公民的理性参与。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公民参与是狭隘的参与，是不负责任的参与；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的公民参与是形式主义的参与，是不真实的参与。其三，理性参与者具备相应的政治道德品质。古希腊的先哲们始终提倡公民之为善，公民善，则城邦善。因此，理性的公民参与者应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具有公共的社会关怀。每个公民都具有个人私利，都有为私利采取行动的权利，但不能因此而漠视公共利益

5、的存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个人私利得以实现的保障和基础，理性参与的公民不仅追求私人利益，还应顾及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具有宽容的精神。公民参与并非总能解决人们的争端，一旦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产生新政策，对那些希望实现自身利益但决策结果却未能反映其愿望的公民而言，要以宽容心态接受。若直接使用暴力或制裁行为进行威胁，甚至以利益为诱惑，则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无益于自身利益的实现。正如孙柏瑛教授所指出的，“公民参与行动绝非规模和范围越大、参与手段越激进、参与过程越复杂，参与行动的效果就越好”。实践证明，理性的公民参与方式往往能够帮助参与者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公民的理性参与不仅能够保

6、障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有利于大众福祉的实现，能够使政府清楚公民之需求从而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也有助于减缓政府和公民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二、公共决策中公民的非理性参与有学者将公民参与分为三种类型，即低度参与、过度参与和适度参与。低度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度很低，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参与，公民无论是参与公共决策的愿望还是参与的能力都比较低。如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社会事务实行大包大揽，广大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公共决策过程之外，政府长期宣扬“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使公民处于政治麻痹状态。过度参与是指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过多，参与过于狂热，超出

7、了一定的限度，或是采取过激的手段。这种参与方式影响政府管理绩效，威胁政策质量，导致参与处于无序状态。低度参与和过度参与都是非理性的参与方式，都会威胁国家的政治生活。适度参与是一种理性的参与方式，公民采取适度的参与手段，既不过激也不软弱，在国家制度框架下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得到决策主体的承认和许可。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着大量的公民低度参与或过度参与公共决策等非理性参与现象：1.公共决策非理性之低度参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参与动机，没有确定的利益需求，参与不是出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一时冲动、发牢骚，或者仅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