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协谋 民主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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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下协谋民主汇智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党史军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仍存在模糊认识。有人提出，“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1]有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信奉领袖魅力与领袖智慧的国度，这种文化基因使中国的决策者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重视智库的作用。”[2]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上述模糊认识，进行辨析，澄清史实，以求指正。一、最高领袖之外的军队其他领导人对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具有重大影响力关于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有论著认为这一战略规划的第一人是毛泽东。如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

2、军的八十年》就认为：“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已明确过。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3]至于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第一次明确这一方针的，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有一些论述。1950年9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4]但是，应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蒋介石残余军力上。1951年1月，

3、他指出，“敌人进攻，只有蒋匪，不会有外国人。”[5]目前掌握的史料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意见。与此相对应，早在1952年4月4日，粟裕就已经提出需尽早确立军事战略方针，并向中央军委呈递报告，列举了军事战略方针不明确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海岸要塞的修建，各区只按自己的需要建筑，选在于整个战略无关重要的地点，而造成不应有的浪费。”[6]粟裕建议：“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假定敌国及其进攻的方向以及次要的进攻方向等，以制订我们的作战方案。”[7]不难发现，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粟裕确实见事早、思考

4、深、看得远，对战略方针的及时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制定过程中，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55年3月，毛泽东作出“应付突然事变”指示后，彭德怀立即组织军委专题研究战略方针问题。4月，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问题。1956年3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会前，他致信毛泽东，说明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建议邀请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得到毛泽东批准。因此，参加军委扩大会的除93名高级将领外，还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交通部等领导。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

5、防建设问题》报告。4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至此，在彭德怀的具体领导和主持下，积极防御正式被确立为指导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方针。二、统帅部参谋人员对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力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和确立后，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进行了第一次调整。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对于军事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调整，目前权威论著又将其概括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8]但是，对于战略性转变决策建议提出及相关决策过程，却语焉不详。近年来，

6、新出版的回忆史料为厘清上述问题提供了史实依据。最新披露的回忆史料说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决策动议并非源于军队最高决策层的预先谋划，而要首先归功于一个青年参谋军官群体的前瞻思考与大胆建议。上世纪80年代初，就职于总参作战部的张胜组织一群青年军官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明确提出：“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9]张胜还就此问题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进行了汇报。这一建议引起了杨的重视，并要求张胜与军委办

7、公厅主任李希庚共同研究。当时，李希庚正在为杨尚昆准备军委扩大会讲话稿。经过一番论证和斟酌，最终张胜等人提出的建议被吸纳进了杨尚昆的讲话稿，上升为军委的战略意见。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党史军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仍存在模糊认识。有人提出，“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1]有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信奉领袖魅力与领袖智慧的国度，这种文化基因使中国的决策者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重视智库的作用。”[2]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上述模糊认识，进行辨析，澄清史实，以求指正。一、最高领袖之外的军队其他领导人对

8、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具有重大影响力关于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有论著认为这一战略规划的第一人是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