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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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构建上海在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建设和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第一个保税港区、第一代保税空港相继在沪建立。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上海综合保税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压力，向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应是题中之义。上海作为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的领先地区，应积极开展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先行先试，其中如何构建与完善上海自贸区的法学法律制度将是其中的关键和重点。上海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步伐一直领先，上海于199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

2、，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外高桥保税区已迅速成为目前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入20世纪后，全国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第一个保税港区、第一代保税空港相继在沪建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特区不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全国“遍地开花”已是不争的事实，上海保税区所具有的“政策先发”效应正在不断衰减，在这一形势和背景下，上海综合保税区未来的发展应向自贸区方向转型升级。在自贸区的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这也是自贸区“软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上海自贸区的发展背景进行回顾和总结后，将着重分析上海

3、自贸区发展建设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对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构建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一、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背景实际上，上海综合保税区的设立与运行秉承着“自由贸易园区”的基本特点，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后将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及国家、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规则设定与制度的完善发展，最终构建制度完整、运营完备的“自由贸易园区”。当前，我国外贸指数走低，商品对外出口总量下降，国际整体经济形势下行，建立并发展综合保税区，需要在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贸易政策、管理体制、运行方式等)建立成熟可行的制度，而传统的保税区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便利化的不断发

4、展，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未来，在我国境内对某个特定区域制定可行的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并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是我国经济国际化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上海作为较早开放对外港口并已积累多年对外贸易经营的经济发达地区，在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经验优势。对于我国而言，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于2009年起草名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稿，并呈报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先生。这一文稿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关注，并亲自作出了批示，即将“自由贸易区”调整为“自由贸易园区”，并要求国家发改委等相关机构部门与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进行米奇合作，积

5、极展开调查研究。与此同时，2011年11月10日，“第11届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在上海综合保税区召开，这也是该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这对于上海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关于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管理经验，加快上海自贸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将会面临的问题(一)自贸区地方立法如何与国家层面立法进行衔接上海在保税区的地方立法方面拥有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1996年12月颁布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保税区的地方性法规，对规范保税区的发展，加强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法制保障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该条例也成为后来全国

6、各地有关保税区地方立法的标杆(benchmark)。《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之所以会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立法，其中比较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保税区对于中国而言仍然属于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版本和模式可供参考借鉴，各方对于保税区的建设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保税区的立法工作;另外，条例出台时我国的《立法法》尚未出台，对于中央立法权限和地方立法权限尚未做出明确划分，因此条例具有非常大的立法空间。然而，随着近年来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关于保税区的立法工作早已不是立法的重点和难度，有关部门对此的关注和重视

7、程度都在下降，通过地方立法推动保税区建设的难度在增大。更为重视的是，随着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正式出台，对于中央立法权限和地方立法权限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立法法》第8条第8项明确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属于中央立法权限，只能制定法律，而保税区立法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有关，随着《立法法》的出台，这些内容成为了地方立法不能触碰的“红线”，也使得关于保税区的地方立法的立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上海在完善与构建自由贸易园区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对自由贸

8、易园区的立法保障问题，但是立法的大部分内容均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范围，而在全国层面尚未制定有关自由贸易园区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如何在地方立法中对自由贸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