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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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真理往往是在对正确与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产生的，是对正确的肯定与对错误的否定。邓小平理论概莫能外。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中，是对建国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否定，但却也是对党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正确趋向的充分肯定，这尤为体现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的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本文愿对此作一深入的探讨。一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不是偶然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

2、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50页。）“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72～73页。）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开始“全面整顿”，既是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历史地位发展的必然。从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来看，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内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

3、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毛泽东否定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结果是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并使“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江青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对周恩来为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重新安排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工作进行攻击。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使趋于稳定的政治局面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度急剧下降。针对出现的

4、严重情况，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及其“四人帮”小宗派。在“安定团结”的思想下，毛泽东于同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会后，周恩来总理病情更加严重。2月2日，他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

5、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全面整顿”。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在其后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邓小平是正确发展趋向的积极参与者和制定

6、者：提出《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1956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962年主张对1959年以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持制定《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支持1956年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等等。在探索中的错误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

7、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邓小平作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成员被错误打倒。但即使在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党内自八大以来的正确趋向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这一点甚至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他们指出：“林彪事件导致了‘激进派’（指左倾势力——引者注，下同）和温和派（指正确趋向）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烈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

8、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25页。）从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在党内的历史地位来看，自幼年起，邓小平就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