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之学到逻辑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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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抉择冯胜利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2001年8月28日ToappearinTribuneofSocialSciences2003.1.一引言　自国门开启至今，中华经济已成腾飞之势。国策上,我们虽需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学术上，吾人则要奋起直追以期与世界学林精英争雄。为此，中国学术必需“贯古今、通中外”，广集博收而后能突破发展，导夫先路。诚如此，今天强调的“与世界对话”将逐渐成为一种手段，而做“世界学问”才应成为中国学人的最终目标。有志于来日的中华学者，不仅有幸而为此感到振奋，同时也有

2、责而为此而感到忧惧。我们处在一个令人振奋而又让人忧虑的学术时代。何以为忧？近代大师陈寅恪有言曰：“此后若中国之实业之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陈氏预断，中国人将来只能作“世界的富商”而无望于“胜人的学问”。这何止可惧，直乃可悲者也。徐葆耕先生说：“就像在对待西方文化所碰到的两难处境一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然而，“尴尬”只是面子的问题。面子解决不了无情的现

3、实！真正可悲的是：如果“陈氏猜测”成真，那才“神州士夫羞欲死”呢！原则上说，徐先生的话丝毫未能减轻我们对陈氏猜测的忧惧。事实上，陈寅恪的说法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陈氏之前，王国维即已指出：“其(指子思)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又说：“中国古代文化，缺少精密的思辩。”又说“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难保其势力。”(《论学术界》)这一点，即使是训诂

4、大师季刚(黄侃)先生，亦不讳言：“尝谓方外哲学,精思，每过华土先贤”(《汉唐玄学论》)。熊十力也说：“夫思辨精密，末善于西洋(思想规范，论议律则，西人皆讲之甚精)”。综此以观，陈氏之说，并非绝无缘由。前人的话，分看，各有其据；合观，更震聋发聩：“我们祖先，缺少思辩”(黄、王之说)；而更甚的是：“我们的学问，将不能胜人”(陈氏猜测)。这无疑是一幅中华学人所羞见的“图画”！将来如何，姑且不论，而眼下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要避免陈氏猜测的兑现，只有从现在的学术做起。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陈氏猜测之可悲、可怖，还在于当今现状之可忧。请看世界

5、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的评论：“当前中国语言学的现状是：材料丰富，理论贫乏。《国际中国语言学会通讯》1993,1期。何九盈先生也说：“中国的语言学一直未能登上最高峰……中国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登上了最高峰。”《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显然，时至今日，我们的语言学理论还落后于他人，而且不止语言学一门。王富仁先生直言不讳：“现代中国的独立形式很少。我们有西方的哲学，古代的哲学，但没有中国现代的独立

6、哲学体系；我们有西方的文艺学，中国古代的诗学，但没有中国现代人的独立的文艺学…。”《完成从选择文化向认知文化的过渡》《中国文化研究》1993，第2期)张光直先生也据实指出（《时间与传统》序言，1987）：“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然而，“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地反映，而在这里面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类似直面现实的评论已不只一人更不只一科（自然科学也包括在内）。它反映

7、出一批前沿学者的焦虑，更见出他们忧国忧学的卓识与胸胆。有人会说，所谓落后指的都是“理论”，而中国的学问是“求实”。我们岂能以自己的“理论之短”来贬低自己的“实学之长”？就传统学术而言，这或许不错。王国维有言曰：“我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论新学语之输入》)。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仍用“求实、实践”来开脱自己的没有“理论”，若非固蔽也属幼稚。依此治学，将永远无法登上世界学术的最高峰。陈寅恪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我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恩格斯

8、也早有言曰：“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7页)。没有理论，无法攀登科学的高峰;排斥理论，等于拒绝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恩格斯的话，不仅说明理论在当代学术的至高地位，而且也可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