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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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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来的新文学——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的关系为例 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曾经盛极一时。在大陆内部,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系、所相继成立,报刊上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纷纷出现,大批与港台有涉的文学研究项目启动,一时之间,用文学评论家黄子平的话说,港台文学研究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1](P17)。个中的原因其实也非常清楚:因为文学以及文学史书写作为“重现”或“抗拒”某种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时间已经标示了研究的指向,“统一”和“回归”是其隐含的
2、目的和主题———香港文学何时、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研究课题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者们讨论香港文学的个性特征,清理香港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作品、人物、事件,评说香港文学的成就与不足,书写着他们笔下的香港文学史。在他们先在的概念和知识背景里,香港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在香港发生罢了。与此同时,在香港本地,也有相当多的关于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的计划和项目展开,他们有感于“1997”的来临,以香港本土的在地诉求质疑前述种种关于香港文学及因“国家论述”而转写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展开他们关
3、于香港文学、文化暧昧复杂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趋向的关于香港文学史的讨论,仍然是以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所谓“现代”为皈依的,那么,当时间又过去快十年了,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及其成为热潮的原因都早已消散,作为呈现不同共同体中介的香港文学讨论也该归真返璞了———虽然,所谓“纯文学”大抵也是在某种理念下建构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对于香港文学而言,这一个“现代”文学的几种不同的写法还有什么意义?“回归文学本身”———回到香港文学发生的历史中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它背后所暗含的另外的问题。对于今天比较流行的文学观念来说,20世纪中国新
4、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五四时期所致力的启蒙运动,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所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尤其是其个性觉醒的原则、对个性的张扬,更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也建立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的内核。一代学人书写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起点和标尺就以他们各自对五四的不同理解而建立。他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他们当然地以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历史就此命定了。于是,在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格局里,大同小异地,进入20世纪以后的香港文学都少不得一个“新文学”的概念
5、:1917年的文学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如此依例写来。也因此,1927年鲁迅的香港讲演理所当然地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新文学”的产生不是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里,被安放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文学头上的。“新文学”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石,它也就成为了言说20世纪香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香港本土作家侣伦关于香港文学的回忆却从另一方面展开:“‘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
6、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教’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要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2](P3)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时的真实状况:当内地在进行文学革命,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香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的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只有二三万人。旧式的私塾讲的是四书五经,新式的学校多由政府或教
7、会兴办,以英文教学为主,中文只是副修课目。那些“抱着买办阶级思想传统的人”,“鼓励儿女去读外国文,目的是好让儿女将来容易找一份‘洋打工’”[2](P3)。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新文学”如何可能发生和发展呢?甚至到了1927年2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到香港演讲,香港文坛依旧“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3]。因此,鲁迅到香港演讲的“影响力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4](P6)。香港仍然“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分,很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
8、人,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轻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5](P6)。可见,新文学与那个时期香港的距离还很遥远。但在后来相当多的香港文学研究者看来,那个时期的新文学与香港的没有关系、距离遥远也是一种关系。甚至在某些学者的意念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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