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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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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题研究 主持人:同春芬 从社会学视角观察农村基层社会,其中的各种要素正呈现出由静态到动态、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视域分析,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为了达到干部统制的目的,乡村两级干部通过推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农村政策来维系后税期的乡一村关系,造成了农村社区新型贫困与干部权威认受性削弱(“非正式运作”、大规模“抗争性政治”)等影响。从农村中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视域分析,关注和重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消除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
2、制度、组织、机制等层面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化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一村干部一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关键词:后税费时期;干部统制;政策执行;“农村经营政治”
3、[]F7325.4 []A []1671-7287(2011)04-0053-05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政治研究作为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传统的乡村政治研究多囿于对乡村政治现象的宏观关注,较少从底层、微观视角对乡村政治现象做系统、持续的探究,即使关注微观政治材料,也多以宏观政治研究所持有的思路来处理。另一方面,目前绝大部分乡村政治研究忽略对后税费时期乡村政治新特点的概述。因此,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缺陷,需要对后税费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出现的新特征进行微观、深入地理解和把握。 笔者把对后税费
4、时期农村社区发展的考察置于农村发展政策运行的框架中,认为基层政权乡村两级干部应该通过推行具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农村政策来维系后税费期的乡一村关系,从而达到干部统制的目的。然而,国家政策在运行的过程中却因各种原因出现了没有纠正的扭曲与偏差,成为“改变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社区新型贫困与干部权威和认受性(1egitimaey)削弱(“非正式运作”、大规模“抗争性政治”)等影响。可以看出,本研究仍是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乡镇政权一村干部一村民在不断的互动中博弈共存的主题。笔者基本遵循干部角色与行为变迁、国家政策的权力运作
5、的视角来阐述该问题,但也在论述中突出“文化”的权力实践思路,尤其是后税费时期持有发展主义政策的理念对村民角色和自我定位的影响。 二、后税费时期的乡村政治环境与农村社区发展 农业税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意味着在中国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这对乡村政治研究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基层政权、农村社区运作经费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前,基层政权的运作经费部分于农业税收,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运作经费如何解决成为新的问题。二是对基层政权乡村两级干部权威、角色改变的影
6、响。基层政权和村干部的工作重心不明确,出现了部分学者所言的认受性危机。然而笔者在农村的实地调查表明:这些影响并不能说明后税费时期乡—村关系出现了“真空”与“断裂”,也不能表明基层政权与村干部对农村社区已没有统制能力,而是变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新一轮国家发展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互动建构”。在新建构的互动形式中,乡村两级干部的“政绩”得到上级认可和接受,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基层政治局面的变化,即明显带有“农村经营政治”的特征,产生了村干部的自身利益增强和村民的生计困扰、干群关系紧张、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出现削弱等
7、影响。 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农村发展和乡村社区建设中,社区居民常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大批基层乡村两级干部打着发展政策的旗号进行新农村建设。在这部分行动者眼中,李昌平所谓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论断已经过时,而显示出对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乐观主义心态。于是,乡村基层政权不断吸引国家大型产业化项目、征用土地进行项目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兴办乡镇企业和实施“村改居”工程……总之,各种“发展”思路承题研究 主持人:同春芬 从社会学视角观察农村基层社会,其中的各种要素正呈现出由静态到动态、由封闭到开放、由单
8、一到多元的转变。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视域分析,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为了达到干部统制的目的,乡村两级干部通过推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农村政策来维系后税期的乡一村关系,造成了农村社区新型贫困与干部权威认受性削弱(“非正式运作”、大规模“抗争性政治”)等影响。从农村中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视域分析,关注和重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消除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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