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方的舆情收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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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古代官方的舆情收集制度1.采诗官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在民间采集歌谣，采听社会舆情，如《伐檀》《硕鼠》等等。2.御史和谏官制度自秦汉唐宋至明清，御史或谏议大夫由朝廷委任或委派，通过明察暗访，纠察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吏，是独立的监察系统。谏官、谏议大夫源于清客或说客，他们是传递社会舆情的专员，专门为君主或主人指出失德、失政、失民心的行为，如孟子、墨子、邹忌等人都是谏议大夫。3.罪已诏罪己诏最早见于《尚书》，其中《汤诰》《秦誓》里记载了君王对连年战祸、民不聊生情形的反思、自责，对天告白，诏告天下百姓。《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大修宫室，好大喜功，晚年自悔。决定

2、"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即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据《旧唐书•玄宗纪》等记载了唐玄宗罪已诏。后蜀国主孟昶的《颁令箴》等等。凡遇重大灾情、社会变乱等事，许多皇帝都下罪已诏，公告天下，承担责任，博取百姓理解。罪己诏虽然是一个权术伎俩，但它的确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皇帝解决和应对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舆情的作用,4.击鼓鸣冤《大戴礼•保傅》载有进膳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帝王纪》载尧立敢谏之鼓。设置于朝廷门外，人民有不平之事，可以击鼓鸣冤。汉高祖刘邦闻衙门击鼓鸣冤，开释义士案例。宋代对击鼓鸣冤建立正式制度，设置登闻鼓院，负责接受民间上诉、举告、

3、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进状，成为民间与政府沟通的重要途径。《宋史•包拯传》载包拯整饬吏治，大开状告之门。击鼓鸣冤是我国古代由来已久的自诉、直诉渠道。并从制度上规定了平民如有冤枉，有机会向高层官吏申诉，直至告御状。历朝都有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凡有人击鼓言事，各级官吏不准阻拦,据《续通鉴》记载的太学诸生陈东等击鼓上书案例是最著名的击鼓鸣冤案例。1.微服私访帝王或者官吏隐蔽身份，穿上平民服装秘密出行、探访民情或巡查疑难重案。明清两代的公案小说和戏曲里，有大量微服私访的案例,这是又一种引导社会舆情的官方作为。《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等

4、，其中仗义为民的英雄人物流传深远，都是将种种历史传说和社会新闻敷演而成。1.钦差制度钦差是明清时一种临时官职，包拯、海瑞、施仕纶、彭鹏等，都是直接受命于皇帝，有尚方宝剑、黄马掛一类代表皇帝威权的东西，钦差大臣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这是把民间舆情与皇帝的耳朵直接连接的一种理想化设计。2.巡查御史类特派官员制度由中央政府御史台或都察院之类机构派出，监察地方官吏，兼顾察访社会舆情,民间系统1.秀才、太学生代表的舆情诉说自西汉开始设立官学以来，逐渐完善了从中央到省、府、州、县完整的官学一体体系。学生经过教育成为秀才，秀才的身份得到官方承认，享有一定特权，而且会写文章，民间

5、舆论往往集中在秀才之口。秀才在社会上承担着引领风气的责任，秀才评点文章既是社会所期望的，也是把握舆情导向的一个关节。明末的士子社团复社，成为全国社会舆情的焦点，影响遍于海内。2,祠堂、族谱的舆情表达乡间的思想观念一个是从经典与教育体系而来，另一个则从草根生长。宗祠、族谱与家谱，是乡间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底层社会舆情表达和沉积的典型。祠堂供奉袓先，进行祭祀，形成宗庙制度。祠堂威权：族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也要到祠堂中裁决，有的宗祠还承担编修族谱、建私塾供族人读书的重任，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间舆情。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内的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式,

6、并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是借宗祠制造舆论的典型案例。社会舆情也可能在祠堂被修复、平息，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古代基层统治比较薄弱，宗祠成为政府治理的末端组织，同时又具有民众自治的性质。宗祠成为社会舆情的集散地。3.城市酒馆、茶楼、乐坊、青楼等公众舆论场所这里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公共舆情常常在这里集中。4.乡村私学、村口、井边与小店铺等舆情集中地这里常常是社会舆情的发源地，导火线。其长者的意见与多舌妇的唠叨常常成为政府棘手的社会舆情内容。5.说书人一个特别的舆情发散角色，行走在城市或乡村，除了说书，也会穿插且评点新闻，经常口若悬河，添油加醋，成为大众心中有见识

7、的人"，也成为舆论的重要发散者，即今天的新闻发布人。6.匿名揭帖（无头榜）民间社会舆情的表达者为了避免不可预料的后果，采取匿名方式，将自己希望表达的内容贴在公共场所，告诸大众。从坊间市民小说至经典名著如《红楼梦》等都记载着大量类似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