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制和法制思考

《关于礼制和法制思考》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关于礼制与法制的思考我们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礼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现在是法制社会，可是无论在任何地方，还可以看见礼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礼制的复兴。由此，引发我对礼制与法制的思考。一、礼制是闪耀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见《说文解字》）。这种原始的以祭祀为特征的“礼”，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演化成为国家规定的礼法--礼制。礼制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制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礼制客观上是闪耀东方智慧的一种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礼”起源于原始宗教。“礼”之由神鬼而扩及于人，是私有制和私

2、有观念出现之后的事。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单纯的，所有的财产由大家共享，所有的事务由大家共同决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原则，人们之间不存在过多的利害冲突，人际关系平等而又和谐，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规定来强制人们的行为。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即在满足整个群体维持最低生活与延续后代的需要之后，尚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剩余，这种情况直接诱发了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了私有制度的建立。首领禅让制和王位世袭制的更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将“礼”落实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当首推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依礼制法，确立了宗

3、法制度。“礼”作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在西周时已经颇具规模了。礼制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和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落，维系这一制度的核心被动摇，而出现了孔子所说的“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生活的春秋中晚期，在夏、商、周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礼制已经没落丧失了。先朝礼制的衰落可以归结为其价值基石的毁灭，这个价值基石就是以“天”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的动摇。殷周时代的宗教信仰可以说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天”或者“帝”是一全能的人格神，天子则是受命于天而实行其统治的。........“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先/从中原到九州大地蔓延/我们眼前仁义清晰可见/一字一句/

4、用子曰的语言/听我们的劝/博爱承传千年/大同思想/历史不能断线”（歌词）。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而西周末年的混乱局面也同时使人们对于宗教观念中的理想社会的价值系统产生怀疑。这样，礼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初步毁灭，故而人们对礼制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态度，这就形成了所谓”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是在奴隶制趋于崩溃时期从贵族中分离出来的士阶层的代表，他代表的依然是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历史观是向前看的。孔子对于已经失去的夏、商、周的的礼制，有一种时不我与、重振河山的积极态度。他认为，殷继承夏礼，周继承殷礼，都是有所“损益”的，在礼具体实施时遇到于民俗于人情不便的

5、情况时，他也宁愿从俗。孔子“克已复礼”所要恢复的只是合理的社会秩序，而先朝礼制只是一种现成的、方便的手段，所以他对礼的“损益”问题不是泥古刻板的。他既然赞同前朝的“损益”行为，那么他自己当然也可以“损益”了。他提倡“复礼”并不是完全回复到上古的社会秩序，而是结合他的理想重新赋予了新的“礼制”的内在精神，这也现了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孔子所定之“礼”，较殷周时代以“天”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为源头的“礼”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排除了天命论，加入了人文精神，摈弃了天子受命于天的特权。我们读《论语》时，时刻都能感受到孔子的“天命在我”的一种自信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匡，

6、生命受到威胁，他发出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天命的内容不再是有天下，而是行“斯文”之道。所谓“斯文”之道，它的核心内容也就是“礼”，包括先朝遗留下来的礼乐、典籍、制度等等。孔子一生都在为整理、革新此道而努力奔忙。通过《论语》所确立的孔子思想，在当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当然在外表上孔子也宣称自己“信而好古”，以及推崇上古的贤君帝尧等来传播他的思想，迎合人们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同于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而一味推崇无为之治，而是以上古的人本精神结合当时现有社会的情况开创了新的礼制精神。

7、“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强调了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而并非后辈儒生的虚妄之辞。从阶级立场上来说，孔子隶属于中下层的统治阶级，他的主张可以视为是对奴隶社会制度的改良。然而不论是《论语》中的“礼”还是“仁”，都直接为儒家后来的大师们，如孟子、荀子等所继承。历朝历代的昌明盛世都遵依礼制，礼制客观上是闪耀东方智慧的一种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中国传统的礼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规定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礼法，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礼制的功用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礼治为上，“德主刑辅”，其成功之处在于其用较小的管理成本换来了较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