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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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记忆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长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觉地将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合一，这种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对忽视建筑、广场、旅店、市民、饮食等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与西方人注重写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景观不同，明治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清末长安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这既与奔赴长安的旅行者身份极为集中、单纯、旅行线路的单一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清末长

2、安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枢纽，城市功能较为单纯这一史实。　　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纪行；长安；都市形象　　：I313.16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2）05－0026－007　　对日本人来说，长安几乎是凭借古典文献和历史记忆堆积起来的一个华丽幻象，自古以来就与遣唐使、盛唐气象、《长恨歌》、牡丹花、丝绸之路等关键词密切相关。尽管近代之后中日之间的互看出现了“错位”，但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催生出的期待视野，仍然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抱有这种前期待的实地踏查，往往容易导向两种结果：

3、当现实与期待相符时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现实和期待背离时产生的失落感与哀愁感。无论是因认同带来的喜悦，或是因失落引起的惆怅，都是一种情绪性感受，一旦留下此地并非长安的莫名惊诧，或不愧是长安的由衷喜悦，都会影响“看”长安的客观性。然而，旅行者对异国城市的观察或描述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长安形象的真伪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审美价值，因此绝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来评价，而应该考察注视者的文化基因与形象生成之间的深层动因，即日本文化与长安的深层关系。　　一　　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曾于1876年间深入中国西部川

4、陕地区游历，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以优雅的汉文体记载了清末长安的形象：“午抵西安府，即古长安。自周及秦汉，至符秦姚秦后，周隋唐并都于此。被山带河，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者。”［1］39如果说游记所传递出来的异国城市形象，首先是通过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等文学性介质实现，那么通过竹添进一郎的描述，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尤其关注。　　（一）竹添进一郎对长安形象的表述，并非是对城市景观进行单纯的文学性置换，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官修文献的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表述形式重叠。如于咸丰元年（1851）前往新疆叶尔羌

5、任帮办大臣的倭仁，他在《莎车行记》对长安的描述正是“被山带河，天府之国，规模宏阔，亚于燕京”［2］四句。可见，因为特殊的文化连带关系，竹添氏并未将长安作为“他者”来描述，仅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大有“此身未做长安客，青山绿水已旧知”之感。　　（二）与表述方式相关，竹添氏在游记中对清末长安城市景观的描写少之又少，仅有“圂圊之设”这一笔。据《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滞留长安之际，因“腹痛下利”并未走访太多古迹名胜，却独独记录了中国茅厕的肮脏不堪：“北地又无圂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

6、嘻嘻聚于臀边，驱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圊之设，虽不净洁，亦胜于无矣。”［1］39如果说“茅厕问题”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人始破平生想象之中国的起点，似乎也不为过。内藤湖南在其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中也曾抱怨“一大茅厕”问题，甚至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3］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人“肮脏”的套话与明治日本人的中国观，许多学者对此已有精妙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在“茅厕”这一现实问题之外，竹添氏对于清末长安的描述仅有十字：“府城规模宏壮，街市填咽”。［1］39这种描述究竟是来自历史文献还是

7、现实印象，尚值得商榷。　　（三）对于在出行之前，喜欢搜集旅游情报的日本人来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清末长安的记载尽管零星，却因为是近代之后日本人留下的关于长安城最早的见闻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便具有了“原典性”意义。甚至像桑原騭藏这样严谨的学者，在赴长安旅行之时，也曾以竹添氏日记为旅行指南。（1）大概竹添氏本人也未曾料想到，昔日寥寥几笔，一旦被作为游记来反复阐释和解读时，所释放出的长安形象如何影响了后来者的游记叙事。　　与竹添氏日记中表述长安的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

8、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记忆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长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觉地将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合一，这种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对忽视建筑、广场、旅店、市民、饮食等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与西方人注重写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景观不同，明治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清末长安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这既与奔赴长安的旅行者身份极为集中、单纯、旅行线路的单一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