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庄子意义观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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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与庄子意义观之比较研究【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3年3期第59～65页【简介】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卫君即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公元前492年至前481年在位。其父蒯

2、聩曾被立为太子，但因在灵公生前欲杀淫乱的后母南子，被卫灵公驱逐出国，投奔敌国晋国。卫灵公死后，其孙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并得到晋国支持，但卫国人不干，一起支持其子蒯辄，拒父不纳。孔子于卫出公四年到达卫国，在此局面下，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含义很深。张祥龙认为历代注家至少给予正名三重诠释意境：正名分，即摆正一个人在礼制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正书字①，即按名分来合适地用字，《春秋》里面普遍依情境用字，一字定褒贬；正百事之名，即别同异，明是非。②总的来说都可以理解为意念根据情境来实化，意义根据情境

3、来生发。在历代注家那里，各个正名方案基本都行不通，而孔子也没有提出具体途径，正名在当时场景中的意义就被遮蔽了。其实，子路卫君待子为政的设问在几种方案中被忽略了，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辄请你去治理国家，你将从哪些事情做起？孔子回答首先必须正名分。但子路觉得辄的名实在太难正了，所以认本文为为孔子的方案太不合时宜。孔子觉得仲由你这样误会我实在是很粗野的，而且敲打他：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言外之意是：其实你根本还没有搞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你对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应该心存疑虑、谦虚

4、谨慎，如果老师我真有机会，你就等着瞧吧。本文将给出第四种解读，即情境化前理解式的解读，回到意义起源的原点，对其源生情境进行深入阐发。意义在人与人交流的情境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对意义的实化必须回到源头起点才可能实现。在对正名的解读中，正名有多重情境，也有多重意向，相应也有多种实化的可能。意义的阐释与发生，是诠释者不断赋意(meaning)或名－化(naming)其原有的情境，让多重意义不断兴起生发出来。我们当力图回到孔子、子路对话的源初情境之中，推陈出新地分析出孔子的真实意思。当然，真正可以循的不过

5、就是正名和孔子对其的发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名－言－行三者之间确定性的坚决追求。孔子认为，没有它们之间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为政的一切都是徒劳，因为说了不算，说了无法落实，那么等于白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的为政，追求的是言说的力量，是言之必信、信之必行的行动力。作为主事者的君子的言必然要落实到行，不能够打折扣。这个意义上的正名的确是政化之准

6、绳，也就是说，君子的言说就是政治，政治的核心就是名正言顺地言说，说了就要落实到国家事务，就要让百姓有所遵循，不可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看来，孔子帮助卫出公辄正名的工作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以名出言，即名之必可言，君子的名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讲得清楚；其次就是以言行事，即言之必可行，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何谓行得通？即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刑罚中，刑罚中则民有所措手足。可谓名正即可平定天下，万事可成。文章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孔子意义观的源生状态，并与庄子鱼之乐的意义观做比较

7、。一、以名出言我们发明名来指称这个世界，并不得不借用名相来言说，名就不可能完全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名与实的关联关系来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和交流，即把我们要表达的真实意义赋予命名的过程。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名正则治，名丧则乱。③名的正与丧直接关系治乱的现实。正名就是要确认名的有效性，认定名所关联的实是确定的、真实的意义。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说得清、道得明的，名真的能够有匡正天下的效果？张祥龙认为，假如孔子执掌卫国政权，或许他真的能够正名成事。④他通过分析兴发之正名和起兴之诗言⑤，认为必须从诗兴

8、中得到动人的力量或是其所是的正力，这样的礼才能其德如风，而成事如偃草，像聩辄正名这样的难事才可能办成。⑥这是以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⑦来参悟正名。兴发是一种情境之发，只是这种情境不仅仅指名与言本身的情境，而且指言说者及其所处的情境。兴发固然是诗特别的发言方式，孔子也青睐有加，成为孔子全部学说的纲领之首⑧，但是，孔子提出正名时的兴发，真的能够与诗的兴发一样吗？应该说，孔子在面对卫国乱局时提出的正名，与诗的兴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为政与诗言还是很不相同的，倒是与表扬闵子骞的夫人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