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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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数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国古代诗歌从艺术体制上讲包括诗、词等形式，并相应地形成了别具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词学理论等。本章主要对20世纪的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和古代词学理论研究作简要梳理，并给予相应的学理反思。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数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国古代诗歌从艺术体制上讲包括诗、词等形式，并相应地形成了别具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词学理论等。本章主要对20世纪的

2、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和古代词学理论研究作简要梳理，并给予相应的学理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草创期。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特征比较明显，即古代诗学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体现为：在继承传统诗体研究、诗法研究以及旧有的考据、疏证等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这一时期，还呈现出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固定和研究范围较为狭小的特点，大多集中在一些经典理论文本如《诗品》、《沧浪诗话》等；文献的整理也主要集中在诗话、诗纪事方面；诗学发

3、展史的清理虽然已经起步，但大多仅具论述框架，历史分期尚不明确；比较诗学的研究和范畴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至新时期开始这段时间。其中，建国后至“文革”开始，古代诗学研究仍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范畴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操作中，但研究对象显得过于集中（主要是《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古代诗学研究开始进入低潮期，成绩也不大。第三个时期是新时期以来。这一时期，古代诗学进入全

4、面发展期，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成绩也较为突出，举凡诗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诗学通史或断代史的撰写、诗学体系的构建、专题研究的展开、范畴或概念的清理、比较诗学研究等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一、研究之大势1、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诗学研究在西方，“诗学”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它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其次，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此外，它还涉及到一种文学流派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规则，以及当时必须遵循的实用惯例的总体。（1

5、）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诗学”一直就指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理论，而不单指诗歌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曾出现了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田明凡的《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版社，1934年）、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诗学”这一概念，虽然为这些研究者所用，但它主要还是指在诗歌这一艺术样式范围内对诗法、诗体等的研究（有的甚至是指诗歌本

6、身，如杨启高的《唐代诗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没有对“诗学”的内涵进行严密的界定，但其借鉴西方“诗学”概念或原理来研究中国诗学之特征、通过西方文艺理论来反思中国传统诗学并寻求中国诗学之现代出路的研究特点却还是有迹可寻的，而从研究内容看，则主要集中在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2）例如，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罗倬汉在其《诗乐论》中曾自言“旨在约礼，别启新途，谨谢芳华，归诸本质”，（3）而其所论大体也不违礼乐中和之旨，主要对诗与孔学的关系、诗教问题、诗与乐的联系与区别、诗乐与经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7、。这种现象甚至持续到八十年代，如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学生书局，1980年）从“诗言志”谈到“诗教”，及至末节谈今日“诗的方向”，也并未在传统诗法外注入新的内容。而在另一条研究路径上，用现代西方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诗学的也大有人在。如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中就自己所著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的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如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项。”（4）他在该著中所分析的内容包括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组合元素、作法、功能、演进

8、等，这些内容上的分类很明显借鉴了西方的诗学原理。这种研究方式还渗透到专题研究中，如顾远芗的《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从意义、源流、时代背景等方面对《随园诗话》的诗学观、内容论等所进行的剖析，也明显借鉴了现代西方诗学原理。建国前的中国诗学研究，从理论文本上看，涉及较多的是《诗经》、《诗大序》、钟嵘《诗品》、杜甫《戏为六绝句》、《沧浪诗话》以及元遗山论诗绝句；从理论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