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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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前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几点看法——兼批郎咸平老师学者曹兼善在《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和正确方向》一文中指出：在这次国企改革大争论中，很多学者包括郎咸平都批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普遍缺乏信托责任。但是他们并没有指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正是由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而郎咸平却一直否认这一点。郎认为国有企业就算在欧洲（包括亚洲）也是非常普遍，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没有所有者缺位问题。令郎咸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忘了一个前提??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和法律制度，

2、能够监督和制约政府（包括管理层），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而这一前提我们恰恰没有。连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强调，国企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民主和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次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提出要立法（国有资产法）规范国有企业改革。但正如韩朝华指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来，而不是相反。这意味着，政府官员（管理层）往往能左右立法，而广大公众则很难通过立法来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根本突破之前，指望有一

3、套完善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公众对国有资产的权益是不切实际的。　　曹认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由此可见民主选举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同样，这一套民主程序也可以用来体现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当然如何“民主选举”以实现人民对国家和国企的所有权，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由此导致国家和国企的所有者被虚置，被“架空”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没有办法加以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主人只是管家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却掌握国家和国企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

4、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管理层对此承担的责任。当管理层与政府官员事实上成为不受公众监督的“主人”的时候，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大量流失也就成为必然！　　张维迎曾说过：“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秦晖也曾发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保姆”根本不把“主人”当回事？这可以说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骂得再厉害又管什么用？就像朱恒鹏

5、说的，如果主人对于保姆没有选择权的话，那这个保姆的能力和操守就只有天保佑了！　　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公众本应好好监督或者干脆解雇政府官员和管理层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张维迎、周其仁却借口“所有者缺位”鼓吹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MBO送给管理层，美名其曰“引入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主体”。当管理层和政府官员借MBO“国企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国有资产的主人在哪里，为什么无法制止他们？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无可奈何？　　所以，要解决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首先就是要落实公众是最终所有者或者说要真正实

6、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利。这显然与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有关，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在现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曹兼善接着指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林毅夫、吴敬琏、张维迎和左大培等）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公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劳动者附属于生产资料（国家）即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如计划经济、传统国企等等，另一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针对林毅夫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曹反问，“剥离企业的政

7、策性负担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林毅夫教授援引的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确实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典型，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的国企并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它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是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战略性负担或社会性负担”。所以，只有建立资本生产即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他们的经营业绩来决定，而不再取决于政府，从而政府也就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政企才能真正的分开。

8、　　针对郎咸平认为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曹认为，“这同样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郎曾说：“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是的，中国就是做不好！！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的国企恰恰不是“企业”不是以雇佣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