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读解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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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文化读解如何可能？这次论坛主要关心的是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自然和我们对文化研究现有知识框架的不满有关。我们希望抛掉一些陈旧的思想格局，重新调动和组合新旧各方面的要素，以便更好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实践。孟登迎老师最近一些文章对国内文化研究发展历史的梳理、对美国式文化研究的批评以及对英国伯明翰传统的重新调用显然有这样的用心。[1]我在本文会指出孟老师重返伯明翰的呼吁有一些方法论的困难，但我思考的出发点和孟老师基本一致，只不过我的讨论重心会更加侧重对欧陆的“文化批判”传统的重新发掘。但无论如何我的讨论还是停留在对欧美经验的检讨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

2、这些理论和他人的经验对国内文化研究可不可能产生启发?[2]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希望从理论上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以供大家进一步批评和讨论。一、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困境：有机社群是否还有可能?孟登迎老师在《文化研究者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中提出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应该摆脱学院体制的驯化,反省自己的政治自觉，重获社群情感，积极承担有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批判和群众教育的双重职责。这当然是积极、乐观、鼓舞人的政治姿态，而且这也是国内不少文化研究者的政治自觉，这也确实在伯明翰学派最早一批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生动和有感染力。但我还想表达一个疑惑，即,在全球化资本的无孔不人和44

3、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可以设想伯明翰学派所认作基础的有机社会?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提出过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问题。他总结过这种文化主义式的对“文化”的定义：“文化”被定义为两方面：既是产生于各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和阶级当中的各种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既定的社会条件或历史关系基础之上，各个群体和阶级通过它们来“把握”和应对各种生存条件;又是活生生的传统和实践，通过它们，那些(对生存的)“理解”被表现和显现出来。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文化是社群当中的;(二)文化是经验的、活生生的。从理论上来说，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构想有吕西安•戈德曼的同构性结构的痕迹,这个

4、设想认为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上诞生、有着同样的生活形式的群体，共享着同一种文化和同一个情感结构，这种设想规定了这样的社会必须是“有机的”。我觉得这种“民族的有机共同体”的想法来自于利维斯的人文主义，虽然雷蒙•威廉斯他们在“拒绝精英主义，强调传统在民间”这一点上有鲜明的左翼色彩;但同时这个群体也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争论，这个时候他们强调“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组织力量。重提伯明翰学派的政治担当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论战语境考虑进来，因为很明显这两种论战姿态都会贬低资本主义及“文化工业”带来的影响(对前者来说是无机的，对后者来说是生产模式决定的)，也会或多或少对民间社群的有机文化持一

5、种乌托邦情结。然而我们知道在德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认识，卢卡奇对作为理性牢笼的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也有阿多诺和霍德海默基于美国经验做出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欺骗”的批判，这些批判实际上都拒绝设想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依然保存威廉斯式的“有机社会”及其活的文化经验的可能性。那么后一种批评是否切中要害，是否与经济全球化或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更相关?或者说，文化是经验的还是被操纵、制作的?社会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知识分子角色是乐观的、唯意志的还是悲观的、理智的?带着这些问题重读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霍尔虽在感情上倾向有机知识分子的坚守,但在

6、理智层面上遇到了来自反文化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严重挑战。结构主义在反文化主义、人文主义上其实比法兰克福批判更进一步，如果说在卢卡奇、阿多诺那里，主体还是可以被寄予新希望或至少希望被拯救的，那么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中主体就完全是个幻觉——而对文化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主体的经验和自觉是至关重要的。在阿尔都塞那里，生活或主体根本不像伯明翰学派设想的那样可以在底层社群或工人主体那里自行涌现出来，这些主体幻觉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操纵的效果，而且这种操纵甚至还不是虚假的欺骗，而是切切实实产生作用的生活方式与意义形态——这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所谓的某个有机社群活生生

7、的经验和文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用以再生产驯服劳动力的意识形态效果而已。对此，霍尔是承认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对另一事实的认识：即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安置为中介的代理人。”[4]于是，霍尔明确指出，带人结构主义的思考可以纠正文化主义天真的人道主义、可能衍生的唯意志主义以身受阿尔都塞影响的他显然对“文化主义”式的亚文化研究方式心存疑惑，于是他实际上是通过霍尔的反思委婉地批评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杰姆逊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所针对的是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