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学史写作的价值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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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文学史写作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本文就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之建构的必要性进行论述——这不仅是文学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驱动，而且是文学史家自身治学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打造学术个性的必经之途，更是潜在读者阅读期待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价值评判标准规范性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在1950年代以后的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维度的巧合使得该学科在新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担当了解释、说明并捍卫其合法性的重任，这就使文学史的写作承受了文学规律之外的

2、沉重压力和各种束缚。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的附庸品而存在，致使文学史家丧失了独立的话语权，文学史写作也被迫放弃了本应具有的自主性。　　随着198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讨论的逐渐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遭遇了确立与解构的反复。研究者们立足审美视角，对一些著名作家、作品进行症候式分析，这种重评和重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旧有面貌,更动摇了传统文学史赖以存在的价值标准。在传统的文学史形态及其写作模式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颇具现代性品格的文学史理论和写作实践同步启动并初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不断的解构与结构中

3、，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的学科，必然受到时代多元化趋势的影响。　　但是，在欣喜于视角多元、成果丰硕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在其进入整体性的文学史操作实践时，仍面临许多因主观误解而陷入的种种误区。“‘重写文学史’已经在脱离其所指含义的基础上,成为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事物或曰‘公共的象征’。……‘重写文学史’的称谓和目标意义已经相继‘旁落’”①。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也表明,“重写”已经偏离了倡导者最初的理论设计和学术构想,而仅仅被简化、误读为一种写作姿态、一张具有广告意味的标签；所谓“多元化”也沦落为实践者肆意选取价值标准的借

4、口，甚至是借以标榜的资本。于是，“重写”之书此起彼伏，“文学史”则往往是故书新颜、乏善可陈。　　当然，文学史只是想象文学的一种方式，各史家因其文学史观的不同，文学史叙事也自然会呈现巨大的差异，从而使文学史的“重写”成为可能。然而，即便是主体性的参与赋予文学史“重写”以无限的可能性，也并不就意味着文学史写作本身只是不断进行的表面化、浅层次的更新与转换，并不意味着任何价值标准指导下的文学史写作都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价值多元的当下，文学史写作要求个性化、多样化，但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独特方式，文学史写作也同样呼唤健康的思维模式和规范化的价值评判标准。　　以往的学术史

5、表明，学术界建构具有普适性、开放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在此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不断涌现个性鲜明的学术研究行为实践，是一门学科的建设工程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研究者树立和增强规范化意识，是学术界确立学术规范和搭建学术对话平台的重要条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在价值多元的“重写”时代，建立公认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使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步入正轨的必要且迫切的前提和保证。　　　　一　　　　建立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文学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驱动。　　李杨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②一书中道出了自己从事文学史研究的目标：“不再在‘文学史’意识的框架内讨论‘文学

6、’问题，而是将‘文学史’本身当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所企图解构的并非传统的文学史叙事，而是作为现代性装置的“文学史写作”本身。换言之，他要把曾经被认为更具“确定性”的文学史作为一个需要被重新考量的对象纳入研究视野，赋予“文学史写作”本身以问题意识。“这样一来，文学史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进行客观记录的透明中介，而成了福柯所谓的‘话语事件’，而且是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③那么，“观察写作文学史时所依凭的规则及其对历史事实进行剪裁和取舍的方法”就应该是文学史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应该说，李杨关于文学史写作的这种“问题意识”，是目下学术界的共同焦

7、虑之一。文学史的写作主要关注两方面问题——“写什么”和“如何写”。“写什么”涉及文学史的涵盖内容，“如何写”则指向文学史家在进行文学史叙述时所具体把持的价值标准，而在“写什么”和“如何写”的背后，更深层次地存在的则是文学史书写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建构问题。　　文学史写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参与和想象，现代文学史的长河也只能流动在不同时期书写者、研究者们的感受、发现和阐述之中，因此，文学史在其时间维度上是一个不断流逝的过程，在其空间维度上则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这表明，文学史不是与阐释者完全隔绝的物自体，而是一个站在阐释主体面前的阐释对象。如此看来，

8、似乎“一千个人就有一千部文学史”具有合理的必然性。然而，我们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