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言语与普通言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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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言语与普通言语的不同1文学语言是内指性的,普通话语是外指性的。2文学语言具有心里蕴含性,普通话语侧重于它的指称功能3文学语言具有阻拒性文学话语——内指性——侧重于诗意逻辑（情感逻辑）普通话语——外指性——侧重于现实逻辑（事理逻辑）1文学语言是内指性的,普通话语是外指性的科学话语、日常生活话语是外指性的，即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世界，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事理逻辑，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并必须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规则。而文学话语则是内指性的，是指向文本中的艺术世界，有时它不必严格遵守现实生活的事理逻辑，只要符合艺术氛

2、围中的诗意逻辑就行了。李白有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显然“白发三千丈”是不切合实际的，但谁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夸张而已，它符合的是诗意逻辑。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如果我们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拷问：人的心怎么能寄到月亮上去？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从态度和情感的要求来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诗人不能随友人而去，但这种日夜愁闷的思念之情如何排遣呢，诗人告诉了友人，我把自己的这颗心寄到月亮上，那么月亮就代表我的心，你看到月亮就等于看到了我。2文学语言具有心里蕴含性,普通话语侧重于它的指称功能文学话

3、语具有心理蕴含性。语言符号一般有两种功能，即指称功能和表现功能。普通话语侧重于它的指称功能，而文学话语则把它的表现功能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文学话语中蕴含了作家丰富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因而比普通话语更富于心理蕴含性。文学话语——心理蕴含性——侧重于表现功能普通话语——直指性——侧重于指称功能曹植有一首《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显然，这里的“豆”和“豆萁”并非单指自然界的普通事物，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这里它象征着一母同胞的兄弟。鲁迅有这样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因

4、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里的“路”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更主要的是它蕴涵着耐人寻味的人生之路。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读这样的诗，马上会联想到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曾说过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此我们不难品味出诗人所崇尚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无私奉献精神。3文学语言具有阻拒性文学话语——阻拒性——侧重于陌生化普通话语——自动性——侧重于常规化“阻拒性”、“陌生化”概念是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提出来的。所谓阻拒性、陌生化，就是指很多情况下文学话语并不是一下子

5、、马上、不假思索地，一看就弄明白的。这是因为文学话语它要自觉地走在普通话语的前面，常常故意打破语言常规，或者使用一些不为人所熟悉的修辞手法，甚至不合语法，从而达到陌生化效果。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让你在经过一番思索、玩味之后，深感其妙，或风趣幽默，或耐人寻味。这就是文学话语的文学性、艺术性所在。而普通话语相对于文学话语，则是自动性、常规化的，一听就懂，不假思索，因而也就缺少艺术性在古典诗文里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话语：“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纵一苇之所无，凌万项之茫然”等

6、。仔细分析，我们发现第一句中的“无情”本为状人的词语，这里却用来修饰柳树；第二句中的正常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而诗句恰好倒了过来；第三句中不说“小船”而说“一苇”，不用“长江”而用“万顷”。这些相对于我们的通常话语来说，是文学话语的陌生化现象，是文学话语对普通话语的反常化运用。文学形象の特征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举例意与境会，妙合自然饮酒[其五]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7、忘言。读完这首诗,给人最大的感觉便是诗中所流露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   陶渊明之所以写出这样一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诗来，是与他后期受道家思想影响有关的。陶渊明由于时局动荡，辞官隐退，渐渐接受了道家归隐山林的思想，形成了新的人生关于自然观，即人与自然的和谐。诗中的一字一句都透露出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无处不自然。   诗的第一句说自己住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似乎体现不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后一句作者笔锋已撰写道：“无车马喧（无上层人士的交往）。”来了一个先抑后扬。前后对比，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们也许会不理解作

8、者何以做到这一点，于是作者便自问自答，只要“心远”，只要对世俗的争名夺利冷漠处之便可达到这一境界。   全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历来被评为“静穆”、“淡远”，是全诗的精华所在。作者信手摘下园中的菊花，抬头无意间与南山相会。于是悠然的人悠然地望见悠然的南山。这一自然的诗句，表现了一串自然的动作，传达了一种自然的心态。一切归于了“悠悠的”自然。作者采到的是“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