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升迁：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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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官员升迁：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

2、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

3、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隐形的台阶在成为“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

4、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

5、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干部也有“规矩”：只能减人，不能临时动议增加人。一个干部的职务调整，只有进入常委会才算尘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按照级别划分，县乡体系中的干部可以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副科级干部虽然已经进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难，“每一级都像个拦水坝，能拦下很多人，到最高级正处级时，只剩下四个人。”刘景龙说。副科级还有大量隐形台阶，包括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等。“比如从武装部长提拔到党委委员，或者由党委委员到副乡长，他们都认为是提升。”在刘景龙看来，隐形台阶是慢慢累积的结果，“原来乡镇没有纪委书记，后来

6、配备之后级别设为副科，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隐形台阶。”李伟民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11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

7、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