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方法论视域下行政伦理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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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方法和不同领域性方法构成,不同层次性方法是指,公共行政实践层面、理论层面和哲学层面的方法,分别可称为具体方法、一般方法和方法论;不同领域性方法则是指,公共行政的实践、理论和哲学层面的具体方法。　　方法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主要探讨行政伦理制度化,在公共行政管理实践中的方法性和工具性作用,以及行政伦理制度化对于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作用,是属于公共行政实践、理论层面和哲学层面结合的方法。　　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行政伦理制度化是一种制度创新方法;二是行政伦理制度化是一种行政伦理管理方法;三是行政伦理制度化是一种伦理学研究方法。　　　　一、制度创新方法　　真正在现代科学基础

3、之上,系统综合地运用行政伦理制度化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危机和道德困境。“水门事件”的发生,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从而人们开始对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问题和政府道德问题产生了更具批判性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公共政策的伦理学方面或价值分析受到人们的重视,随后,新公共行政运动风靡全美国,行政伦理制度化成为公共行政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提出了系列与行政伦理紧密相关的新的公共行政学新范式。　　这些公共行政学新范式,不仅为公共行政注入了价值和伦理正义的行政体制探索新活力,也为

4、行政制度构建和行政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视野,即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制度创建模式和公共行政的伦理管理模式。　　行政伦理制度化通过改变行政伦理的表现形式和支撑力,使行政伦理成为可以量化的行为准则,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成为合伦理、合制度的伦理制度。它搭建了非制度化建设与制度建设之间的桥梁,把传统制度认为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伦理,有序地纳入正式制度建设体系,不断产生出新的制度,丰富制度体系,为政府管理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和手段;同时通过伦理制度化的制度创新,加强非制度化建设,为伦理道德提供新的制度支撑。　　从行政伦理到行政伦理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治理行政伦理失范所普遍采用的制度建设方式之

5、一。无论是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制度化,还是西方其他国家较早开展并日趋完善的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在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上,现实需求是其原驱动力。　　正如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其他物品一样,都有供给与需求。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就是制度这一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断在动态变化中达到均衡的过程。在制度创新的类型上,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事实上,制度创新在原初的动力驱动和诱因上,可以判断出制度创新的类型,但是在实际的制度创建和实施中,是难以明确划分其类型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混合型和综合性的制度建

6、设。　　行政伦理制度化同样如此,它是以需求为内因,以政府为主导,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创新。与其他公共行政制度创新方式相比较,行政伦理制度化作为制度创新的方法,有其特殊的指向和独特的功能。　　(一)赋予行政职业伦理以制度支撑伦理规范的支撑力依靠个体自律、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是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约束方式,但是由于惯常地强调伦理道德的自律作用,而忽视伦理本身的准制度功能和向制度转换的可能性,所以,行政伦理失范往往归咎为人和组织,而不去深层次考虑制度和通过制度进行价值引导的问题。　　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这种制度化途径,找寻行政职业伦理的制度支撑点和

7、行政制度的伦理体现方式。行政伦理制度化作为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的方式之一,它首先是从行政职业伦理入手的:一方面通过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建设,引入制度强制力,为行政职业伦理提供伦理和制度并存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行政伦理制度化使职业伦理的一些基本要求由为违反道德上升到了违反制度或法律,提高了违反伦理道德的成本。　　(二)强化政府道德制度化建设。方法论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创新所强化的政府道德制度化建设,有着其特殊的主体范围和制度化责任要求。　　第一,政府道德制度化所指向的主体,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