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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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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代中国文学编辑身份的考察
2、文学论文文学编辑作为特殊的文学要素参与了文学作品生成的全过程,他们作为与读者之间的除文学作品外的又一中介,在文学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文学编辑的参与才能面世,因此,从表面上看,文学编辑似乎有着极大的权威,他们有“无冕之王”之称,他们通过守门员的角色为文学作品通向读者设立了关卡,“为人做嫁衣”的先天特性又让他们具有悲壮色彩,这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编辑角色特征。但是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编辑,他们的悲壮色彩不仅仅体现在“为人做嫁衣”的幕后角色上,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一环并没能够真正地悠然自得过,时代往往要求他们
3、每每带着“镣铐”尽力起舞,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给他们的权威打了折扣。他们从政治的漩涡中解放出来不久又陷入了经济压力的泥沼中,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的真正悲壮之处。 一、政治漩涡中的翻滚 政治因素曾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曾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流向产生过重要的导向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的作家身份、主体意识、心路历程成为现在很多评论家研究的重点,但是那一时期文学编辑的编辑活动与编辑身份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同作家一样,那一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也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编辑更多的依照
4、当时的政策行事,对稿件的取舍更多的是按照政治标准来考量,作为文学编辑应有的主体意识在这一时期退居其次,与政治导向相左的编辑意识在那个时代是不被允许的。作家柳建伟在与编辑家何启治对话时曾经质问:“如果编辑、出版者冷峻一些,沉着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当代文学前进一点的摇摆呢?”[1]何启治承认这个批评不无道理,但是,柳建伟的这句话也不无苛刻之处,身处那个时代的文学编辑,保持冷峻、沉着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曾经“听将令”刊发出版过一些政治性强但艺术水平不高的作品,这是时代使然。对中国当代文学权威报刊《人民文学》、《文艺报》当时的编辑活动考察,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身不由
5、己”,《人民文学》响应“双百方针”曾经刊发过李国文、宗璞、丰村等艺术性较高但政治色彩淡化的小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云让连带文学编辑都曾付出过代价。作为新中国重要的文艺理论阵地《文艺报》也屡遭波澜,编辑部曾在1950年6月10日刊出了《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对偏离政治方向的编辑思想进行了反思,但还是被指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阵地。文学出版编辑在那一时期出版文学性相对较强的作品而被牵连到政治漩涡中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江晓天在读完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稿子后,为作品的宏伟结构折服,结果就有人在编辑部贴大字报:“编辑某某伙同大右派姚雪垠,拉拢黑干将吴晗,炮制大毒草《
6、李自成》。”江晓天因此受到批判。[2]1960年北京出版社因为出版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不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书,相关责任人而被“发配”到党校学习,这一时期的文学编辑的编辑身份是模糊的。 政治对文学编辑活动的规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编辑经历的上述“教训”对当时的编辑活动产生了“阴影”,作家出版社编辑龙世辉编发《林海雪原》时对少剑波的爱情片断增添与删除的反复,力证了文学编辑在面对当时比较敏感的作品细节时内心的矛盾与苦痛。龙世辉最初看完《林海雪原》时,建议曲波增加有关少剑波的爱情描写,经过政治文艺思潮后,龙世辉对少剑波的爱情描写产生了疑问,即使请教了秦兆阳,内心还是不安。
7、 直到刊发张炜的《古船》时,《当代》的编辑们还是对《古船》中描写的土改扩大化、乱打乱杀等情节充满疑虑,最后由张炜增加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段才行。[3]但即使这样,有关《古船》的讨论会以及评论文章还是受到了限制。此处无意对那个时代的文学编辑活动进行苛刻的指责,因为身处那个时代,就要受那个时代的规约,何况是有具体职务的文学编辑,正如何启治所说:“当时的编辑部和当时的社会也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各种各样的具体意见乃至压力。”[4]他们的编辑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征。 但是有责任心的中国当代文学编辑还是努力在政治夹缝中寻找
8、着文学生存空隙,他们在遭遇政治与文学冲突时,内心的挣扎与坚守是令人敬佩的,何启治在致张炜的信中曾经说过这样令人感动的话:“鲁迅早说过,文艺是没有力量的(比起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事情,文艺也不重要)。可惜我们太爱它,总愿罄其所有去爱它。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骄傲。”[5]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活动中,《诗刊》的编辑不接受刘白羽对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的批评,坚持自己的态度将此诗列入初选名单。[6]虽然此诗最后没能获奖,但是却彰显了《诗刊》编辑的文学坚守。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在上述政治与文学相对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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