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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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的分期【】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应当沿袭陈望道先生创建的两分法与多分法的结合，在分为中国古代修辞学史和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的大框架下，再各自作具体的分期，现代修辞学应分为初生期，建立期，成长期，革新期。　　【关键词】修辞学史；古代；现代；分期　　一、现代修辞学史分期相关问题——与古代修辞学史的关系　　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现有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多分法，以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代表，分为：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修辞思想的成熟期（两汉），修辞思想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隋唐），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宋金元），修辞学的复古期[上

2、]（明），修辞学的复古期[下]（清）。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采用四分法：开创期（先秦两汉）；成熟和发展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成立和发展期（南宋金明清现代）；中西结合期。　　第二种是逐代分法，即按历史朝代进行论述，以《中国修辞学通史》为代表。逐代分实际上就是不分期的做法。　　第三种是两分法与多分法的结合：以《汉语修辞学史纲》为代表。《修辞学发凡》是这种分法的首倡者，即将中国修辞学史先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阶段，然后再将各阶段分为若干时期。袁晖和宗廷虎的《汉语修辞学史》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分为七个时期，萌芽期（先秦），成长期（两汉），建立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

3、五代）、成熟期（宋金元）、纷争期（明）、丰收期（清）。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按照新派修辞论代表——龙伯纯、王易、陈介白、唐钺，旧派修辞论的代表——郑奠、杨树达等，白话修辞学、实用修辞学的发展分类。　　第四种是将中国古代修辞史作为一整个大的阶段，孕育期，即中国修辞学从先秦到清末不分阶段，全归属于孕育期。初生期从1905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和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的问世，到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成长期是从《修辞学发凡》出版后到1983年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面世前整整半个世纪。成熟期以1983年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出版为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4、　　修辞学史的分期问题决定于研究者对于修辞学对象的认识与评判，分期应该根据中国修辞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特点进行，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学史也作了一些开创性的论述，“认为我国的修辞学史（包括风格学史）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与外国不一样，必须重视特点的总结”。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深入地挖掘，总结归纳特点。　　有人主张古今修辞学史不宜分开，否则会有“割裂古今继承关系之嫌，不符合一以贯之的原则”，但是中国现代修辞学是在受西方修辞学尤其是日本修辞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从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等方面无一不受到西方修辞学的影响，在继承古代修辞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修辞学的本体意识，构筑了现代汉语修

5、辞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龙伯纯的《文字发凡》是最早吸取外国修辞学理论的新著，还有1923年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第一本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修辞学。因此虽然中国现代修辞学大量的汲取了古代修辞学的优良传统，中国修辞学史还是应当分为古代修辞学史和现代修辞学史两大阶段。　　所以对于上文提到的第四种分法，整个古代修辞学史是整个现代修辞学史的前端——孕育期，但是鉴于以上的分析，还是应当将现代和古代修辞学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二、现代修辞学史分期问题　　从1905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到现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6、现代修辞学史是在受西方修辞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总体背景下可以根据修辞学研究成果的特点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初生期：从龙伯纯的《文字发凡》到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前。包括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唐钺的《修辞格》，王易的《修辞学通鉴》。初生期的特点在于接受西方修辞学尤其是日本修辞学的影响，继承古代修辞学思想的遗产，形成修辞学的本体意识，构筑了现代汉语修辞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当然，由于是初生期，存在很多问题，如理论体系不健全，结构框架不完备，一些观点片面，有缺陷。　　建立期：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标志，到1983年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面世前。陈先生全面考察

7、纷繁复杂的修辞现象，明确论述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系统，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的原则，宣告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体系的建立。在这个时期修辞学研究欣欣向荣，不仅修辞学理论的到了丰富和发展，而且扩大了修辞知识的普及和应用。其中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影响力也很大。　　成长期：以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为标志，王希杰先生摆脱了旧有的模式，对修辞学的定义，对象，性质，范围，修辞的制约因素，结构模式以及语体风格都做了附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他把修辞学认定为理论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