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弋于文字和智性之间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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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弋于文字和智性之间的文化记忆　　摘要：本文以余斌教授所叙写的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化类作品为例，深入挖掘其作品所蕴藉的内涵和为文之道，就此延伸探讨在当代社会，我们在文化类作品叙写中如何体悟“文章为何”“文章何为”的问题。　　关键词：余斌；文化类作品；文章为何；文章何为　　在当今学风浮躁、文坛虚热的商业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文学作品在视觉上的琳琅满目，更为需求的是能不断给予我们灵光一现的智性作品。置身于名目众多的文学招牌下，我们往往会疲于随众追风，疏于潜心品味。近年来，笔者品读云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余斌先生所叙写的一系列

2、有关西南联大教授作品，感受颇多：在这些严实而有智性的文章里，笔者认为余斌以他博约的学识、朴实的文笔回应了一个当今学界迷惑的话题：在现代商业社会，文章为何？文章何为？　　一　　按照当前学界流行的文体划分原则，余斌的文章可称是学者式的散文，历史人文类的随笔等：在儒雅的闲谈品评中，带有学院背景荫庇下的严实；而换成另一个学识视域，以古代文笔未分的“文章”来看待余斌的作品，别有一番风味。何为文章？“文章者，所以宜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我们的先人们，著名者如司马迁，以天人感应之说，把写文章

3、作为是对天地的省察，对人情世故的体认，以及寄寓不屈的明性精神。常浸润于古籍中，笔者深深地歆羡中国古代文人在悟得了有和无，空和色之际的人世风景后，形之于笔下，则是如此闲淡却又蕴藉的文章。　　余斌的书写昆明的记忆或许可说是尝试遥应了先人们的示范。早有会心者点评：“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自主独立，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决不人云亦云，也从无吹捧粉饰，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2]“在我看来，寓

4、居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余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旧”的文人，一个以捡拾西南联大时期文人学士的“城南旧事”为闲暇时光的纯正文人。十年来，余斌先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寻访抗战时期许多文化人（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作家）在昆明留下的遗迹。”[3]以笔者之见，余斌的可贵之处是，不仅在于他“为我们重绘了一幅昆明的‘文化地图’”，还在于他于行文中表现了严谨平实、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以及文章家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精制。这实际上无意中契合了当今学界提倡的应该以“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研究视域考究本土文化文学问题。所谓的“民族性

5、”视域，平白地解释就是以温情的眼光平视过去的人情物理和现实中本土文化原貌；而“现代性”则是以人性的文化情怀审视当前和未来的本土文化走向。以笔者之见，“民族性”和“现代性”在文章的书写中是互渗的，在交错营构中融为一体。刘勰曾就此精辟地论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比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4]“故实”与“新声”是相得益彰的。　　由于以往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歪曲，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昆明发生的相关历史人情的文化记忆大多是涂改后的斑驳、杂碎。就笔者的阅读视野，目前

6、张蔓菱女士、谢泳先生所做的文章较为可观：张女士以诗人般的温情笔触赞叹，谢先生则以史学家的冷峻笔法追问。而余斌所作的文章或可称是流连于两者之间：“我做得是半文学半史学的事。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只要不过分冗长，我愿引用原文并标明出处。用‘记不得什么人说过’的语态作转述，文字会显得流畅，贯通，于文学有利；引原文加注比较靠近史学却又离文学远了点。但我觉得使用原文也有于文学有助的地方，读数十年前人们留下的文字，你会更易进入那个时代的语境，更有一种‘现场感’。”在我看来，不仅是用灵动的笔触勾勒当时文化人在昆明活动的文化地图

7、，更关键的是，去掉了以前因种种偏见所加于的意念涂饰，在“去蔽”的史料考据中寄寓了作者的智性。这种“智性”的隐约显现，和当下学界所张扬的才气横溢有区别，因为他们称颂的是作者在文章书写中对深邃学识的炫示和对幽深文化见解的铺叙，淡忘了这些才情的根基处：原有的历史风貌和人情物理。毋庸置疑，一篇优秀的非虚构性文章书写应该要用富含趣味的艺术感觉去品味，但是当前的大多中青年作家往往痴迷于才情的渲染和词句的夸饰，而淡忘了坚实的史料恰是文章思性灵动和诗性涌现的本源。显著处，如部分学人善于从自己学科专长着眼，就自我的某种生命体验（或

8、生活意念）生发出一篇篇“质胜文”的作品。不妨拿以研究尼采著称学界的周国平而言，我喜欢他书写的有关失女之痛的系列文章?D?D《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但不欣赏他以哲思去解读生命，如《自我二重奏》，显得智性有余而文心不足。其外，部分学人沉湎于诗性的营造和话语的夸饰，就自我的阅历和学识铺写系列的“文胜质”的作品。就当前被学界群起围攻的余秋雨散文，其弊病乃在于书写中对基本史实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