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初期的德国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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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抗战初期的德国调停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高教研究所所长抗战爆发后,德国一直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德国之所以积极调停中日冲突,是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因为德国希望日本北向进攻苏联,使苏联面临日德东西夹击的不利境地。如果日本将主要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使中日战争长期化,会削弱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本作为盟国的战略价值将大大降低。日本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把战争责任推向中国,切断德国对华援助,希望德国调停中日冲突,因为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饭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出面调停对日本有利。德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1937年,中国成了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输入中国的产

2、品总值已经超过日本。德国还向中国派驻军事顾问团,向中国出口军火,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5年5月,中德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尽管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但德国并不想失去对华贸易优势。抗战爆发后,日本垄断东北和华北贸易,排斥其他工业国家。在华德国公司和公民的财产遭到日军扣押或摧毁。1937年,德国产品占华北地区进口总额的18%,但到1939年下降到了6%。对此,希特勒非常不满,指出:自1938年8月以来,日本从未与德国无条件地合作过。为此,1938年7月德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德大使提出五点书面抗议,详述德国在华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

3、自日本占领华北以来,被日本全盘逐出的两个领域——铁路运输和电器行业。“德国认为,鉴于上述现实,根本谈不上日本改善德国在华北的待遇。”11月,德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德国在华贸易和损失赔偿问题。为了报复日本并获得中国的原料和外汇,希特勒一度听任国防部通过印尼、香港和其他中立地区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政府出于进口德国军火和获得德国军事顾问智力支持的目的,竭尽全力维持良好的中德关系,分化日德关系,至少不使德国偏袒和帮助日本。因此,德国成为中日两国均愿接受的调停者。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严正声明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立场:1.任何解决

4、,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指出,以上四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奠定了国民政府接受国际调停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判断国际社会可能会对日本采取某些遏制行动,为此,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国联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借以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停止侵略。但是,日本拒绝出席调解中日冲突的国际会议。淞沪抗战期间,德国即表示愿意调停中日冲突。但是

5、日本自恃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不理会德国政府的和平呼吁,以为“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进攻,迫使日本在采取军事进攻的同时,不得不请求第三国进行调停。1937年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正式要求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并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11月29日,面见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日本的议和条件。然而,日本对华政策受到军部的极大干扰,缺乏稳定性。攻占南京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抬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更加苛刻的议和条

6、件。另一方面日本又不亮出所有底牌,仅笼统提出部分议和条件,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12月22日,广田弘毅将日本的部分议和条件告诉了狄克逊并表示,中国不仅要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而且要向日本“表示乞和的态度”。1938年元旦之夜,陶德曼非正式地向王宠惠转达了日本4项议和条件。比较日本先后提出的议和条件,可以说是层层加码,是配合军事行动所展开的外交攻势。日本“非正式”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暗藏玄机,“日本是要在未经正式向中国提出细目的情况之下就要中国接受它的4项条件,这是外交交涉上未见先例的卑劣手段:是要含含糊糊地先将4项条件强迫中国接受,然后再运用细目任意需求的一种

7、阴谋”。蒋介石认为中国必须表示严正的态度,不能接受如此苛刻、卑劣的议和条件,但没有必要因此得罪德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之所以愿意接见陶德曼,“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元月13日,王宠惠与陶德曼进行了两次会谈。在正午稍过的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于12日要求德国驻日大使馆转促中国政府急速回答,“倘在15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实际上这是日本通过德国大使向中国下达的最后通牒。中国并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下午4时20分,第二次会谈开始。王宠惠宣读了一份拟好的文件,指出在目前情况

8、下中国政府对于日方议和条件所能表明的态度,明确要求日本将详细议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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