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张元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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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元济的编辑思想李艳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首先是一位编辑家。

2、他毕生的事业，是建立在他策划、编辑、出版的一部部教材、典籍、译著等基础之上的。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和借鉴。    　　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张元济对编辑功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势衰弱、风云激荡之时。一批有志之士纷纷通过组建社团，希图借开启民智来寻求治国的良方。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

3、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1901年10月5日，他致信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首，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能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

4、英才为要。”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1902年1月，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

5、。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

6、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

7、好写照。    　　编辑的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从选题、组稿到编辑加工都是复杂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是在作者创造性劳动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创新是编辑素养的内在要求。张元济对编辑的创新意识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编辑的思想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有所创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他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自与粹翁（指夏粹芳——笔者）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

8、，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所致。”这番话虽是有感于商务印书馆改革而发，但实际也表达了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即编辑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新文化合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