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认定的证据法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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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故意认定的证据法学解读【摘要】实体法上广为讨论的犯罪故意认定问题，最终要在司法证明过程中进行。在罪过难辨的疑案中，裁判者应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故意这种无法定义只能描述的复杂心理现象，以实体法上的抽象概念去界定不如以证据法上直观的类型化判断来把握。故意概念的类型化，是以认识程度和意志程度之强度互补的弹性组合，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较之过失更应受谴责的主观心态类型化区分。将十二个心态难辨的典型疑难案例代入六个开放的故意类型，能够发现这种方法转型的实践价值，裁判者也能够从中找到比较清晰的解释推理规则和更充分的说理依据。【关键词】犯罪

2、故意；司法证明；无罪推定；概念的类型化，论文代写【写作年份】2012年【正文】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故意的认定，即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1]）的区分，不仅是困扰刑法理论，也是困扰刑事司法实务的难题。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执着于故意的概念之争，百余年来先后形成容认理论、漠然性理论、认真对待理论、可能性理论、概然性理论、表现防果意思理论、客观的认真对待理论等学说，[2]迄今未有定论。这些学说试图以一个统一的概念标记生活中复杂多样的故意心态，或者由于某种概念过于抽象难以掌握（如容认理论的不违背本意），或者由于某种概念只是针对某一类型案件标记

3、其中的认识因素（如概然性理论、客观危险说）或者意志因素（如漠然性理论、表现防果意思理论），都很难被认为成功地解决了故意的认定难题。德国刑法学家威尔采尔正确地指出：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分界问题是刑法上最困难且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意欲是一种原始、终极的心理现象，它无法从其他感性或知性的心理流程中探索出来，因此只能描述它，而无法定义它。[3]犯罪故意作为事实认定问题，起因于实体法上的归责，落脚处则是诉讼法上的证明[4]。当实体法上的努力解决不了问题时，就应当将视角转向程序法中。然而，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

4、忽视。[5]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也主要是对犯罪故意的证明方法（推理、推论、推定）等作了探讨，[6]或者是对针对持有型犯罪明知的刑事推定方法运用问题的论证，[7]鲜有对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在证据法上全面和具体的阐释，本文的努力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尝试。　　二、坚守的底线：无罪推定原则　　犯罪构成事实可以分为两类：客观性事实和主观性事实。行为和结果属于客观性事实，在客观上就能获得完全的检验，如盗窃、诈骗的行为，轻伤、重伤、死亡的结果，对这类事实的认识存在可检验的外在标准。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性事实，行为人行为时的所知所欲蕴藏于其内心的世界，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因而无法

5、固定，亦不存在评价的外在标准，只能透过外部的主客观事实加以综合的观察，其中不免会加入观察者自身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因此，对故意和过失这类主观性事实的认识势必是不完全的。在不能确信被告都会完全真实供述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当主观心态认定存疑，即故意过失难以分辨时，控方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大多会有罪推定，倾向性地认为存在故意。　　案例1：驾车撞人案　　左某驾驶大货车行驶时，因车轮上的泥土弄脏道路而被某市政建设公司保洁养护工熊某、徐某、李某三人拦下。双方发生争吵后，左某欲驾车离开而向前行驶，熊某等人即在车前拦阻。此时，徐某离开车辆欲用垃圾车来挡住该车，左某误以为在车子右

6、侧的熊某亦已离开车辆，而仅剩在车头左侧跟着车辆奔跑的李某，遂继续慢速行进，在行进中将熊某撞到而致其死亡。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其理由是：被告人作为一名驾驶员，明知车前有人阻拦的情况下强行开车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仍有意放任，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左某主观上没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行为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8]　　案例2：推搡致伤案　　被告人孙某在菜场摆设摊位时，与被害人许某因摊位的归属发生争执，后双方互相倒对方的菜盆，当许某去倒孙某的菜盆时，被告人孙某便推了许某一把，致许某侧身倒地并左手着地

7、后左手指受伤。后经某公安分局法医鉴定，许某的伤势已构成轻伤（偏轻）。一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后，检察机关继续以故意伤害罪抗诉。[9]　　故意的认定在实体法的最终意义上是归责问题。罗克辛教授着眼于故意和过失刑事可罚性的差异，并由此发展出决定理论，认为故意成立需要同时具备认识和意志的因素，故意和过失之间不仅表明不法的差异，更表明重大的罪责差异，做成可能侵害法益的决定，较之相信（尽管是轻率的）结果不会发生的人，具有更为严重的违反规范的态度。[10]刑法处罚的不仅是侵害法益的结果（或者危险），更是在结果背后的意志决定，只有找到这一意志决定，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才有了

8、依托。刑罚处罚的是意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