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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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智库，即思想之库、智慧之库。智库建设的核心应该是人才队伍建设，而要建设高端智库，即需要一流高端人才做支撑。高端智库的突出特质在于思想性、创造性，而作为高端智库柱石的高端人才，无疑应该具有一流的思想力、创造力。是故，如何锻造一支充溢着思想力和创造力的一流人才队伍，便成为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环节。下载论文网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智库人才的禀赋、质索及其队伍建设或有其特殊之处，但首先必然契合一般意义上人才建设的社会规律。由此，我们不妨将眼光放远一些、放宽

2、一些，从人类历史的时空深处探察人才的兴衰荣枯之道。　　思及中国的人才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想起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位英国学者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李约瑟的这些疑问称为“李约瑟难题”。

3、　　李?s瑟自己曾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提供了答案：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中国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环境，“封建官僚制度”（实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中国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强化了中央集权。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在13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自1

4、3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意识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李约瑟难题”的学术价值之高，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思维视角，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之丰富。迄今为止，学术界都没能找到针对该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标准答案。　　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异曲同构的是“钱学森之问”。2005年，前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先生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先生

5、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可谓其未有自。仅以代表人类最高创新水平的诺贝尔奖得主为例，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长期空白，目前仅有三人获奖。反观蕞尔小国以色列，其国土面积和中国的北京市差不多大，820多万的人口还不到北京市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出现了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都是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而非美籍犹太人。又如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国的日本，自2000年起到2016年的17个年头里，竟然摘取了17个诺奖桂冠。从1949年算起，已有25

6、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此巨大的反差之下，“钱学森之问”实际是在拷问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弊端和现行管理体制弊端。钱先生发出“世纪之问”五年后的2010年1月26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干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　　“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实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另一种表述。这是大学之魂，

7、也正是培养创造性杰出人才的真谛。　　面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中华民族仍需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竭力交出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轴心时代”与“人才发生学”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从反面诘问我们：近现代以来，中国为何未能涌现杰出的创造性人才？中国人为何未能对人类近现代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创造性贡献？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从正向思考：中国如何才能培育出全球一流的创造性人才，从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更多的创造性贡献？换言之，培育创造性人才需要何种土壤及生态条件？这其实是一个“人才发生学”或“文

8、明发生学”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度回眸人类大历史，“轴心时代”或可给我们些许启示。所谓“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