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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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　　[摘要]蒋廷黻的政治思想，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分别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向度简析了蒋氏的相关思想和政治主张并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同时对蒋氏思想此一特征之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扼要的分析。　　[关键词]蒋廷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作为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知识分子蒋廷黻，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并不是蒋的思想的全部。从宏观的角度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民族主义的身影，而民族主义的足音总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回声，这一现象不仅一般地体现在蒋廷黻身

2、上，而且还以二者相互作用的形式表现得格外突出。以此视点考察蒋廷黻的政治取向，乃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站在自由主义平台上观察蒋廷黻，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有中立的超脱，也有理性的洞见；但其超脱与洞见若以民族主义为背景，便立即显现出他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沉焦虑。这表现在：　　其一，以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为原则，对鸦片战争以来颇有影响的一些政治人物做出了独到的点评。例如，对被公认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持一定的批评态度，对被指责为投降派的琦善则多加褒奖。因为在他看来，前者因爱惜名节，惧怕清议，而隐瞒中英军事间力量差距的实情，知不可战而战，结果既助长了中国士大夫们所固有的虚骄心

3、理，又延误了清政府学习西方的时机；而后者虽于鸦片战争的军事胜负无所作为，但在明知不可战的情况下致力于外交之举，却超越了时人。对于农民领袖洪秀全的评价也是这样，蒋氏肯定了其反对满清、恢复汉人自由及平均地权的主张，却又不讳言其在人格与才能上的欠缺，断言其即使领导农民起义取得成功，也不能给民族带来幸福。又如，他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可以原谅，但其对近代以来军队私有倾向与军阀长期割据的局面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其联俄制日的政策却有引狼入室之嫌；奕欣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的贤者；文祥是位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

4、；等等。蒋廷黻的这些见解都是想人未想、言人未言的历史洞见，也许正是作为其崇信自由主义价值中立性的最好明证。　　其二，以理性的眼光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检讨当前的外交关系。就前者而言，如鸦片战争，他认为中方在军事上的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不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士大夫们政治上守旧，文化上保守，人格上懦弱，以及缺乏积极进取独立的精神使然。对中兴将相们所发起的自强运动，他认为其虽然救了清朝，但由于清朝不能救中国，又加之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还有，对于康梁发起的维新运动，他肯定

5、其比较自强运动有更加西洋化与近代化的一面，可又认为其操之过急，结果终因社会基础的缺乏与实力派人物的反对，未能逃脱流产的厄运。至于义和团运动，他则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反西洋化与近代化的，具有盲目的排外性。此外，蒋氏还对民国以来常为人诟病的中央政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来，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的。”　　就后者而言，蒋廷黻认为：“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

6、，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敌对。”据此，蒋一方面提出了自己对苏、日这两个中国近邻的看法，认为苏俄在远东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其与日在战和进退中，大多总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而日本也是一个想主宰中国东北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强国，因此对于日俄，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中一个当成完全的朋友，另一个看作完全的敌人。基于这一看法，在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发表文章力主中国与苏联恢复和发展外交关系，认为“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外交是变态”。他还向苏联驻华大使提议：“中苏应先携手，作为反日核心，然后两国合作以促进反

7、日大同盟。”其实，蒋氏此见与英国19世纪政治家狄士累利的国际关系“利益中心论”如出一辙，即国际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另一方面，蒋廷黻又表达了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中国之贫穷落后的根源固然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非全在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主张和平者，有同情中国者；他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内乱，发展经济，建立现代组织，普及现代知识，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据此他坚决反时人的所谓“革命外交”，认为“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的激进行为并不足取。中国要发展壮大，

8、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