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中西融合诗学思想的嬗变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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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穆旦中西融合诗学思想的嬗变与审视　　摘要：穆旦的诗歌虽然具有“非中国”特质，但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道家理想的渗透、古典文学的浸染这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穆旦诗学思想的嬗变，对于当代诗歌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穆旦；中西融合；诗学思想；独特性　　在20世纪的诗歌创作中，穆旦以其独特的诗歌经验、审美方式和书写艺术为现代汉诗的创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样态。“穆旦”是一个“完成”，即完成了现代诗的本土化问题，他把李金发、戴望舒的现代命题继续探讨下去，改变了现代诗的肌质――中国肌质。[1

2、]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一直站在“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袁可嘉语），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2]，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为新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经验；而作为翻译家，穆旦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的大量诗歌译作使得后人在谈及中国译诗的杰出译者时，“名单上少不了他”（王佐良语）。　　穆旦成为“穆旦”，归结于他的“非中国的”气质和个性及“非中国的”诗歌和美学，但这并不是说穆旦身上没有或缺乏中国诗人和中国文化的品质，而是说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诗歌美学中，还没有穆旦诗歌所表现出来的

3、中国人的情绪、经验和美学的，穆旦以一种最个性化且最“无知”的方式扭曲、拉长、变形、激活现代人的感觉。这样来理解“非中国的”“穆旦”可能更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成长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中西融合的跨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穆旦诗学思想的嬗变。　　一、忧国忧民传统的羁绊　　从根本上说，实用理性指的是一种执著于现实生活经验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思辨理性，它是以探求彼岸的抽象真理为己任，以此岸的具体经验为准则，随时调整自己的理性趋向。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把它界定为“经验合理性”的概

4、括或提升。实用理性精神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在《论语》中孔子的一系列言行有着鲜明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按照孔子的仁德理想，“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显然，管仲这样一个不知礼数、不懂节俭的臣子本应是大加鞭挞的对象，但是当管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时，孔子却又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种双重评价标准正是基于现世人生的具体经验而产生的。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主要表现为：将所信奉的理想和主义转换为利国利民。而忧国忧民这一传统在

5、穆旦身上同样有着深刻的体现。　　穆旦早年是以诗人的身份著?Q，他读诗，写诗，发表诗歌，出版诗集。然而1953年回国之后，他却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而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教学和翻译。从穆旦的诗歌选择来看，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早期受浪漫主义影响较为明显，创作了《春》《诗八章》等。20世纪50年代初，穆旦自美国回到天津，经历一系列现实遭遇后，创作风格完成向现实主义转型，敢于直面现实苦难，书写社会良知。晚年时期的穆旦，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和向浪漫主义的回归，创作了《理想》《冥想》等诗作，“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

6、，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对“理想”“信念”的歌颂，成为他这段时期的歌颂主题。终其一生，穆旦虽然作为充满个性钟情于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却又无法摆脱对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离不开儒家精神影响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穆旦的塑造还表现在深刻的感时忧国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他的创作选择，并明显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其在南开时期的《哀国难》，目睹日寇入侵，发出“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的疾呼。联大初期的《合唱二章》《不幸的人们》等

7、都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旦作为一个抒情主体的背后总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为背景，尽管穆旦诗歌的西化色彩较为浓厚，但他的身躯里却包裹一颗滚烫的炎黄赤子之心。所以，他的艺术热情是以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民族的苦难力透纸背地呈现在他的诗歌中的。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感化　　穆旦对现实一直在不停的追问和探寻，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找到安宁，只能转而从自然中寻求慰藉。他陶醉在自然的梦中，希望自己成为蓝天之漫游者，海的恋人，这种理想到了晚年更为明显。显然，穆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希望实现与自然的合一，回归自然。穆旦与西方诗人不

8、同，因为中国的独特土壤，使得他在对现实绝望时，无法把宗教中的上帝视作归宿。他只能渴望回到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把“自然”视作西方现代派诗人眼中的上帝，视作摆脱现代都市文明和物质压迫的精神港湾。用作品讴歌自然，表达对自然的向往，由此成为穆旦孜孜不倦的追求。比如其在1939年2月创作的《合唱二章》中，作者尽情的歌唱“帕米尔的荒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