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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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提起西部，人们总有一种苍茫、神秘的印象和感觉。这是西部的高山大河、茫茫草原、漠漠平沙、广袤原野及厚重的历史沉积造成的。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史学家独有的睿智视角，从西部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自然风貌、人文特点总结出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而又颇为发人深省的历史规律，这便是：“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这是他从人文地理的观念出发，对历史做出的一个惊人结论。两千年来的历史在某些程度上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而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学者们似乎很少发表意见。如果我们从司马迁的思路出发，考察秦的

2、统一以及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且对今后西部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历史的思考。一司马迁是如何论证他的结论呢?下面是他的具体论述过程。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所举的论据是禹、汤、周、秦、汉，都是从西部起而收实功的。实际上，如果以此来论证的话，由西部而收实功的不止这几位。如果按《帝王世纪》来计算，在司马迁以前还有：伏羲氏，风姓，长于成纪(甘肃秦安)。伏羲

3、后的女娲，也是风姓。据说，陕西临潼的所谓骊山老母，便是女娲氏。神农氏是炎帝，长于姜水，在陕西宝鸡。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长于姬水，论者认为在甘肃天水，或在陕西黄陵[2]。他由甘肃出发，直至河北，打败蚩尤，又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禹是“西夷人也”。关于汤，司马迁似有误，亳应在河南省。周、秦、汉均起于西部而收实功者。司马迁以后的实例也不少，如唐李渊、明李自成等等。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论证是要说明秦取得最后统一的原因。在他的上面论述后，下面的话，更值得注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

4、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王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者们，指出他们只知道守着上古之制，不懂得探索自己目前社会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并称之为“耳食”，也就是说，文不对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二司马迁关于“收实功者常于西北”的观点，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之一，这便是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自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比如“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3]、灵异创世等历史循环论、英雄创

5、世论等。其中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他的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思想，应该是唯物的。但是，自从斯大林批判了“地理决定论”以后，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学者噤声，很少说了。其实，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明显的，越是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程度更大、更深。历史与现实都能说明这一问题。收实功于西北，这是在古代的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东南交通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要设通商口岸，都在东南，近代工业和商业都起于东南，而内地及至西部却是很久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早

6、修路”吗。修路的目的便是改变原来的地理环境。历史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活动过程。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如何，便会影响人类自身的活动。从考古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在大的河流的附近的二级台地上。这种位置，既距水源近，又不被大水冲走。有水的地方，便有草有林，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捕鱼，还可以采集果实，使自己及子孙繁衍。《圣经．创世记》中说的上帝创造了黑夜、白昼、阳光、空气、水、草木、鸟兽，最后创造了人，建起了伊甸园。如果剥去它的神秘外衣，仍然是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摩西领着以色列人

7、出埃及，也是选择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秦人居于西方，远离东方六国之争，可以率性发展，等到发展成了气候，到了襄公、穆公时期，已经尾大不掉，东方六国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只能与秦国交往。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也是从地理位置考察的，以为把刘邦放在那个地方，在关中封上章邯、董翳、司马欣各为一王，居于关中，以卫三辅，刘邦便出不了汉中。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利用了对外消息闭塞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结果暗渡陈仓，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这不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吗?所以说，一方面，地理环境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某些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

8、人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空间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行发展，然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创造自己的辉煌。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人是有意志的，为了不断追求新的生活，人在空间生活的同时，几乎是在不停息地思考着、实践着改变恶劣的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有利条件，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空间。司马迁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便是建立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