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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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摘要]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毛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关键词]“革命的符号地带”；整体性论述；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

2、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

3、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

4、，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

5、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

6、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

7、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

8、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